文化是人类生活的写照及其活动的结晶。任何一种文化，都是某个人类群体经过生存选择而形成的独特生存式样的体现。草原文化的地域性、民族性，决定了在其形成、发展的漫长历史过程中，在其与中华各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交流中，在其与其他文化不断地碰撞、整合而实现的自身建构中，

生存模式：群牧经济形态的确立

　　草原文化产生于草原氏族、部落特有的群牧经济形态之上，这是草原文化有别于“大河文化”孕育的农业文明和渔猎文明的文化基础，也是它所形成的文明特质。任何一种文化和文明，必须根植于一定的经济形态和生产方式，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之一。草原文化作为人类社会文明形态的重要载体之一，它产生和存在的经济基础主要是“牧业文明”，特别是以群牧形态为主的生存方式。这种群牧形态，最早与草原民族的氏族部落同步协调发展，因而，这种生存方式有着不同于中原农耕文化以及其他文化模式的鲜明特点。

　　一是群体性。在几乎全天然的生态环境中，无论是狩猎还是放牧，要战胜各种天灾以获得更大效益，必须依靠群体的力量，采取群牧的自然方式，以实现畜群的繁衍和生产方式的持续。而中原文化的一家一户、自给自足经济的农耕生存方式则很难形成实质性的群体性。二是流动性。群牧的生存方式不仅仅缘于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产方式，还由于征战的需要。三是尚武精神。猎牧的生存方式塑造了草原人独特的品格，艰苦的草原生活境况铸造了他们强韧的体魄和尚武的精神。据《世界征服者史》记载，对于草原人来说，行猎“不单是为了猎取野兽，也是为了习惯于狩猎锻炼，熟悉马刀和吃苦耐劳”。

　　应当强调的是，草原文化的“牧业”更突出的是具有依托自然的以游牧为主的群牧形式。这种群牧意识的产生，是狩猎文明的进步，它不仅大大提高了生产的能力，也为草原人从狩猎文明走向畜牧文明提供了智慧与经验。从狩猎发展到游牧，体现了生产方式的进步，也体现了人的生存能力的不断强化，显现出草原文化的确立与进展。

生产方式：细石器文化的产生

　　从考古学角度看，草原文化形成的最重要的标志，是北方草原的“细石器文化”。草原文化的标志性文化载体“细石器文化”，早在20世纪30年代已经提出，并首先在呼伦贝尔草原得名。一段时间，学术界有人对“细石器文化”曾提出异议，认为构不成一种独立的文化。我认为这种认识是因为对中国北方草原文化的意义及其独特价值的忽视或偏颇造成的。今天我们重新审视草原文化的历史地位，客观全面地考察中国文明初期的新石器文化，“细石器文化”非但不应否定，而且应当认真深入地研究，就像人们需要重新认识草原文化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