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从考古学上来看，人类社会发展进入文明时代的主要标志是什么呢?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认为，城市的出现是文明时代开始的标志，并指出城市生活的内容包括城市中心的宗教建筑及文字与记数系统等。美国人类学家克拉克洪认为古代文明应包括

　　从中国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我认为中国古代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主要标志是文字、青铜礼器与城市。现分述如下。

　　(一)文字

　　文字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是人类社会交际的重要工具。文字是由社会上专门的脑力劳动集团创制的，是在公共事务大增、管理国家迫切需要记录与传递统治者命令的文书的需要中产生的。因此，可以说，文字是国家产生的标志，是社会发展进入文明时代的主要标志之一。   

　　从目前中国的考古发现来看，早在距今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的陶器上已经发现了简单的、抽象的刻划符号。例如西安半坡遗址就发现有27种之多。到了距今4500年前的大汶口文化晚期的陶器上，发现了刻划的概括的图形符号。这些都已为大家所熟知，但这些还都是符号，而不是文字。目前考古工作中发现的时代最早的真正的文字，是在河南登封王城岗城址中出土的陶器上的刻划文字。例如在西城内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灰坑H473出土的一件泥质黑陶薄胎平底器的外底上，烧前刻划了一个“  ”字。其形体结构与商代甲骨文(例如《殷墟文字乙编》3444：“贞允戊媚”)及西周金文(例如师晨鼎：“司马，师晨入门立中廷”)相似，系由左右两部分组成，像两手有所执持，当是一个会意字，可能是“共”字，可能代表着器物所有者的族氏^［2］。其绝对年代为距今4000年左右，相当于夏代初期。而王城岗城址有可能是“禹都阳城”之所在。因此王城岗城址出土的陶器上的刻划文字是目前发现的夏代初期的文字，它是我国在夏代已有了文字并已经进入文明时代的有力证据。  

　　但是，目前存在着将符号误认为文字的倾向，这不但混淆了符号与文字这两种性质不同的事物，而且影响了对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根据上述考古发现，符号早在母系氏族社会时期已经产生，到了原始社会末期，符号有了发展，在许多地方都有发现。从形体上进行分析比较，说明一些汉字的形体借鉴了部分符号的形体。因此可以说原始社会的符号是汉字的前身，为汉字的产生创造了条件。但是，符号的性质是记事，它记录的是一件件具体的事情。符号尚未与语言结合，并不代表语言中的一个个具体的词，没有固定的读音与词义。符号使用的范围很狭小，并不是社会交际的工具。别人从其形式看，是不能了解其意义的，只有符号使用者本人才能明了其意义。况且同一种符号可以代表内容不相同的事物。而文字则是语言的物质外壳，有固定的形、音、义，是全社会使用的交际工具。文字的产生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某些文字的形体虽然吸收、借鉴了某些符号的形体，但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不容混淆。  

　　此外，有人引用《尚书·多士》“唯殷先人，有册有典”作为商代已有文字，而夏代尚无文字之根据，这也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上述引文并不完整，它本来是这样一句话：“唯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就是说殷先人的典籍记载了商灭夏，并不是说只有殷人才有册有典。在文献中也有夏人有典册的记载，如《太平御览》卷六一八引《吕氏春秋·先识览》：“桀将亡，太史令终古执其图书而奔于商。”

　　(二)青铜礼器

　　中国古代青铜器种类繁多，有生产工具，兵器及礼器等。其中青铜礼器十分发达是中国古代青铜器的显著特点。青铜礼器是古代用于祭祀、宴享等礼仪活动的用器，包括食器、酒器及水器等。从其形制特点来看，都是容器。容器的铸造需要使用包括外范与内范的多合范，其工艺远较用单范或双合范铸造工具或装饰品等复杂。多合范铸造法的出现是青铜冶铸技术发展成熟、青铜业真正出现的标志^［3］。而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社会是在青铜时代进入阶级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因此，青铜礼器的出现也就成为中国古代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之一。 

　　根据文献记载，夏代开始出现青铜礼器。如《左传·宣公三年》：“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从考古发现来看，在登封王城岗城址中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灰坑H617中出土了一件青铜容器残片，残高5厘米、残宽5.5厘米、厚0.11～0.15厘米，胎质薄而均匀，部分表面有绿色锈及黑褐色土锈。经金相及扫描电子显微镜等分析，系含锡约7％并含有一定量铅的用多合范法铸造的青铜器。该片呈圆弧状，下部并有转折，似为铜的腹底部残片。H617出土的木炭，经C14测定为距今3850年±165年(树轮校正)^［4］，说明这件铜残片的时代属于夏代初期。王城岗城址青铜残片的出土说明夏代初期青铜礼器已经出现，这是夏代已经进入青铜时代、进入文明时代的有力证据。

　　在目前关于中国青铜时代开端的研究中，那种把小件青铜工具或装饰品的出现作为进入青铜时代的标志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铜是人类最早使用的金属，人类使用铜器经历了两个阶段，即红铜时代(又称金石并用时代)及青铜时代。在第一阶段的红铜时代，当时人们用冶炼的红铜制造小件工具及装饰品等，处于原始社会晚期。由于当时人们选矿知识很差，对矿石选择不精，在采取冶炼红铜的原料孔雀石等的过程中，偶然混入了锡石，或者采来的矿石中本身就含有锡，结果人们就冶炼并制造出个别的小件青铜器来，如工具与装饰品等，这就是最早出现的青铜器。因此，在红铜时代发现个别的小件青铜器毫不奇怪。但这并不是人们有意识冶炼青铜的结果，这时的青铜器并不代表时代的本质与主流。以后，经过上千年的长期实践与经验积累，人们的选矿知识丰富了，认识了锡石，掌握了先冶炼出红铜，然后加锡从而冶炼出青铜的方法，并认识了青铜比红铜有很大优越性。与此同时发明了多合范铸造法，从而开始有意识地冶炼青铜与铸造青铜礼器。只有在这时，才进入了第二阶段——青铜时代。

　　据此，不但1978年甘肃东乡林家遗址出土的马家窑文化晚期的青铜小刀^［5］属于红铜时代偶然出现的小件青铜器，而且甘肃齐家文化出土的小件青铜器也是属于红铜时代的制品。例如甘肃永靖秦魏家遗址出土的青铜锥，即与红铜斧及红铜片饰等共存^［6］。通观齐家文化出土的铜器，红铜占很大比重；从制法上看，冷锻与铸造并存，冷锻与热锻并存，这些都是红铜时代晚期的特点，说明当时并未进入青铜时代。

　　(三)城市

　　城市是人类生活聚落的发展形态，是伴随着国家的出现而产生的。城市出现以后，人们居住的聚落就分化为城市与乡村，并产生了城乡差别与矛盾；而城市是社会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在社会生活中居于主导地位。城内有高大的宫殿供奴隶主贵族、王居住和进行政治活动，周围有坚固的城墙以保卫其安全。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的：“在新的设防城市的周围屹立着高峻的墙壁并非无故，它们的壕沟深陷为氏族制度的墓穴，而它们的城楼已经耸入文明时代了。”因此城市是奴隶制国家的象征，王权的象征，也是社会发展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之一。   

　　从考古发现来看，目前我国发现的时代最早的城址是登封王城岗城址。王城岗城址位于登封县告成镇西、五渡河西岸，系由东、西相连的两座小城组成。东城大部分已被五渡河水冲毁；西城呈方形，西墙长92米，南墙长82．4米，东端有宽10米的缺口，可能是城门之所在。城墙建在夯土基槽之上，基槽呈倒梯形，口宽4米余，底宽2米余，深2米余，中填多层夯土。在西城内中部与西南部发现了数块较大面积的断断续续的夯土，可能是大型建筑宫殿台基的遗存。在夯土下面发现一些奠基坑，其中埋有人骨。例如一号奠基坑，其中埋有男女老少7具人骨，这是修建宫殿时的牺牲。王城岗城址修建与使用的年代为距今4000数百年前至距今4000年以后，约当夏代初期及稍早的原始社会末期。结合古代文献中关于“禹都阳城”所在地点的记载，发掘者认为王城岗城址可能是“禹都阳城”之所在^［7］。此外在河南淮阳平粮台及山东寿光边线王也发现了时代与王城岗城址大致相当的城址^［8］。 

　　有人认为上述城址出现于原始社会末期，因此不能作为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我认为从目前发现的王城岗等城址来看，它们确实始建于原始社会末期，但它们都继续使用了很长时期，一直到夏代初期。例如王城岗城址，始建于王城岗二期，C14测定年代(树轮校正)为距今4230年±135年。但直到王城岗四期(C14测定年代为距今3850年±165年)时仍为该城的繁荣期。在使用时期中城内继续建设，包括大型宫殿建筑，使城市的内涵与功能逐渐完备与丰富，成为真正的城市。因此我认为城市的出现是一个过程，即从原始社会末期开始萌芽，尔后有一个发展完善的时期，到了阶级社会产生之时，真正的城市随之出现。这与古代文献记载也是一致的。例如《世本·作篇》：“鲧作城郭。”《太平御览》卷一九二：“《博物志》曰：处士东里槐责禹乱天下，禹退作三城，强者攻，弱者守，敌者战，城郭禹始也。”按鲧为禹之父，禹是夏王朝的建立者。鲧禹正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向阶级社会过渡的时期。总之，城市的本质不是原始社会公有制的体现，而是阶级社会阶级压迫之反映，是国家形成的物质表现，所以，城市的出现是中国古代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
之一^［9］。  

　　必须指出的是，中国古代城市与希腊等西方古代城市的性质是有区别的。希腊古代城市的特点是，它们是经济性的，因此各城邦之间是一种联盟性质，希腊古代国家是贵族民主共和制。而中国古代城市的特点是，它们主要是政治性和军事性的，中国古代都城与其他城市的关系是 君臣关系，而不是平等的联盟关系。夏商周诸王是受天命的天下共主，而不是盟主，因而夏商周是统一的奴隶制王朝。 

　　总之，上述中国古代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主要标志文字、青铜礼器与城市三者是同时产生的，是密不可分的一个有机整体。青铜礼器是当时生产力大发展、进入青铜时代的主要标志，是文字与城市产生的基础；而城市则是国家形成的主要的物质表现，文字则是社会进入文明的最主要的标志。 

　　根据上述在考古工作中对中原地区夏代初期的文字、青铜礼器与城市的发现，结合中国古代文献记载，确凿地说明中国古代文明是在公元前21世纪左右、在中原夏人地区首先起源的，夏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建立的第一个奴隶制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