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文明史之抉择谈游牧民族的社会结构

　　在文明史中，除“文明的起源”问题，关于早期国家的产生、早期国家的性质、城邦的形态与本质等问题，是文明史研究的首要问题。游牧民族在占领农耕区、建立国家后，才真正走上历史舞台，进入文明史。在这之前的

　　倘若重新审视游牧民族早期发展史，会发现两个完全不同的事实。倘若以国家的产生与否为文明史所抉择，本文则要给游牧民族一个新的说法。 

　　其一，游牧民族建立国家并登上历史舞台之前，有自己的“类似国家的结构”(gosudarstvennoe obrazovanie)，有发动战争，组织转场的“公共权力”存在。 

　　“国家”一词用以表示社会中现存关系，用以表示与权力、权威、强制、司法、财产以及别的现象有关的概念^［23］。在国家所包含的有关概念中，最核心是权力。学术界又将权力分为“自然权力”和“公共权力”两种。“社会权力”即“公共权力”，其一，权力从属于财产关系；其二，权力关系不平等^［24］。    

　　公共权力的体现，一是通过征税；二是私有财产保护；三是强制机关的存在；四是以成熟的行政组织手段动员民众的力量。  游牧民族进入农耕区之前，没有在生活区内建立国家，但他们既有社会组织，又有公共权力存在。理由之一，游牧部落酋长占有牲畜和俘虏，与农业国家的统治者占有土地和其他财富是同样的性质。理由之二，游牧民族的部落组织能有效管理民众。“游牧民族在原始氏族部落生活中，生产和军事活动是互相交织在一起的，整个社会就是一个严密的军事
体系”^{［ 25］}。理由之三，斯拉夫等游牧民族的“索贡巡行”，是行之有效的征税方式。理由之四，常以“城墙作为检验国家之形成发展的尺度”^［26］，是因为“对远古时代来说，夯土城墙是一个巨大而复杂工程。不但需要相当成熟的行政组织来指挥大批从事筑城的人员，也需要积存剩余粮食以养活不事生产的劳力。可见，城墙实际上标志着资本的集中、人力的控制以及行政组织的复杂化——这些都是国家机构得以运作的必要条件”^［27］。尽管游牧民族不筑城，不能以此衡量其行政组织的力量，但游牧民族类似政权力量体现在别的方面：首先，游牧民族的人力控制体现在严密的军事组织、军事酋长的绝对权威中；其次，游牧民族的主要生产活动是放牧、剪毛、挤奶、与邻人贸易、转场。其中组织转场是复杂的活动，从人口、牲畜的迁徙，到毡帐拆迁、新牧场的选择都要有组织和计划，没有政权力量是不可想像的。 

　　游牧民族建立国家前有强大的政权力量，具备农业国家的特征。前苏联学者提出过“类似国家的结构”，“用来指代阶级划分尚未十分明显和‘一个阶级或阶层对其他社会阶层的政治权力’尚未充分发展的那个阶段”^［28］。“‘类似国家的结构’这一概念可引入民族研究，用来说明游牧民族进入农耕区建立国家前，并不是停留于氏族部落制阶段，而是一种类似国家的结构”。

　　为证明该说法成立，可列举如下理由：1.“类似国家的结构”可与“早期国家”互证。“最早的、真正原始类型的，紧接着原始社会解体之后的国家，被称作‘早期国家’”^［29］。它们代表着一种不稳定的政体，保留着很多先前发展阶段的特征，社会结构是复杂而不稳定的。“游牧部落的国家就具有早期国家的全部特征。”^［30］它在建立国家前已出现。2.“类似国家的结构”可与城市国家的特征互证。“只要具备了城市政治国家的特征，没有城市的部落也可称之为‘城市国家’。”^［31］3.原始社会也有“城”和“国”。中国辽宁的东山嘴红山文化和牛河梁红山文化的神庙、建筑群、积石冢群即是见证^［32］。4.日耳曼人、东斯拉 夫人、蒙古人直接过渡到封建制，中间肯定存在过“类似国家结构”，公共权力得到充分发展，否则，“直接过渡论”是不可信的。 

　　其二，按地域划分居民是国家区别于氏族的第一特征，但也有例外。游牧民族建立国家前，就不是以地域划分游牧民众。血缘与地域之别，不能简单理解。 

　　恩格斯原著中，并未具体说明：血缘纽带松弛，则以地域划分居民；或者，血缘为基础的时期，地域关系不重要，未形成国家的部族不以地域划分居民。在古代史中简单概括为：血缘纽带松弛后，即以地域划分。进而得出结论：当农耕世界进入文明社会时，游牧民族保持着浓厚的血缘关系。

　　事实并非如此。但无论如何，应该看到这几种情形：首先，氏族制阶段，血缘关系为基础，也是“以氏族成员与一定地区的联系为前提的”^［33］，并非很绝对。例如：起步较晚的日耳曼族，野蛮时代以血缘和亲族关系编制军队，但也存在政治性的组织。“日耳曼人部落为了便于军事征课而设置马克尔(markgenossenschaft)和一种更大的团体，称为‘高乌’(gau)。”摩尔根倾向于肯定二者的关系相当于“乡区”同“县”，住有按政治上组织的居民^［34］。

　　还有一个需探究的问题：就血缘关系而论，为什么不能认为，游牧民族比农耕民族关系更松弛呢?第一，农耕民族是定居的，他们的生活与土地紧密相连。再说，只有连年耕种，收获才能保持稳定的食物。所以农耕民族不能轻易转移，血缘关系破坏相对不易。第二，游牧民族寄生于各类牲畜，牲畜找到草和水比农耕民族取得收获物容易得多。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人员流动和杂居的机会比农耕民族多得多。第三，根据遗传学上的“近亲婚配有害论”，可以推断，游牧民族“近亲婚”不普遍。游牧民族体格健壮，除了饮食原因，不得不归之于杂族通婚，这为优生后代提供了可能。

　　一言以蔽之，对游牧民族的发展史，不能按农耕文明史标准，做粗疏评语，应做深层次的探讨和分析。

    注释： 

   ［1］［6］［10］  汪连兴：《关于世界古代史研究若干理论问题的思考》，《史学月刊》1993年第1期。

　　［2］［22］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9、166～167页。

　　［3］北晨编译：《当代文化人类学概要》第41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

　　［4］［5］［34］摩尔根：《古代社会》，第549、23、358页，商务印书馆，1977年。

　　［7］转引自《百年来关于国家起源史研究的实际和理论》，《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第148页。

　　［8］［9］［14］吴于廑：《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云南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

　　［11］宋瑞芝：《文明从分散走向整体过程中诸因素分析》，《湖北大学学报》（哲社）1991年第6期。

　　［12］［13］［18］阿诺德·汤因比著，徐波等人译：《人类与大地母亲》，第111～11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5］［17］姚宝宣：《环太平洋文化的枢纽动力区》，《晋阳学刊》1992年第2期。

　　［16］徐隆波：《城市、城邦和古代西亚、北非的早期国家》，《世界历史》1984年第4期。

　　［19］［20］［21］《自然环境对古代文明影响》，《世界史研究动态》1990年第3期。

　　［23］［28］ H.J.M.克烈逊、P.斯卡尔尼克：《关于早期国家的各种学说和假说》，《古代世界城邦问题译文集》，第289页。

　　［24］赵磊：《论自然权力与社会权力》，《上海社会科学学术季刊》1992年第2期。

　　［25］赵文伟：《试析原始残余对游牧民族征服战争的影响》，《上饶师专学报》1993年第1期。

　　［26］杜正胜：《夏代考古及其国家发展的探索》，《考古》1991年第1期。

　　［27］吴锐：《从中西早期城市国家和城邦的性质看中西文化的起源》，《青海师大学报》1992年第3期。

　　［29］［30］ A. M. 哈赞诺夫：《关于早期国家研究的一些理论问题》，《世界古代城邦问题译文集》，第268、281页。

　　［31］田昌五：《有关奴隶制社会形态的一些问题》，《史学理论》1989年第8期。

　　［32］详见《文物》1986年第8期。

　　［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48页。

    来源:《草原文化研究资料选编第二辑》 （经内蒙古社科院授权）

网页编辑：孟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