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方言，用文字表达出来，又造成了文学作品及其风格的不同。远自先秦时代起，文学上就出现了两大文体，一是以《诗经》为代表的北方文体，一是以《离骚》为代表的南方文体。以《诗经》中的风雅颂而言，其中富有艺术感染力，描写既生动又形象，语言朴素优美者首推国风，而十五国风
主要都是北方地区的民间诗歌创作，他如大小雅，商、周、鲁三颂，也都是北方贵族统治阶级的作品。南方在战国时产生了具有极浓厚的地方色彩的新文体，此即屈原开创的楚辞体，亦称“骚体”。楚辞作品运用了大量神话传说及丰富的想像，文采绚丽，气势磅礴，其代表作为《离骚》。历史上作楚辞而留名于世者有战国的屈原、宋玉，西汉的淮南小山(淮南王刘安部分门客的共称)、东方朔、王褒、刘向，东汉的王逸等人。他们之间除东方朔为山东人外，余皆南方楚地之人，这多少能反映出南方文体发展的历史继承性。综观《诗经》和《离骚》，它们在文学创作上自成风格。《诗经》具有现实主义倾向，擅长状物传情，是一种朴素的美；而《离骚》则更具浪漫主义色彩，富于想像，是一种华丽的美。这种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朴素与华丽的区别和结合，一方面既体现了南北文风的不同特征，另一方面又共同发展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另外，从美学史的角度看，南方文学一般比较清丽委婉，北方文学则多质朴刚健。以南北朝时大量涌现的民歌为例，如将最有名的勾勒北方草原壮美景色的《敕勒歌》与以描写刻画男女爱情见长的南朝民歌代表作《子夜歌》相比较，前者豪放质朴、雄健粗犷的气概与后者纤巧细腻的情调迥然不同。这种风格上的差异，与前述南北哲学思想、宗教意识、语音表达方面的差异，显然是有一定关系的。
即使在艺术方面，文化上的南北差异也很明显。举书法为例，在西晋末全国政治上处于分裂状态后，书法也开始分为南北两派。清代阮元所著《南北书派论》中就以东晋、南朝为南派，十六国和北朝为北派，他指出两派不同特点在于，“南派长于启牍，北派长于碑榜”。唐太宗酷爱东晋书圣王羲之书法传为历史佳语，到宋朝更是盛行阁帖，不重中原碑版，“于是北派愈微矣”。这种书法崇尚法帖的风气一直延续到清朝中期嘉庆道光年间，当时书法家包世臣又大力提倡北朝碑刻，影响了后来书风的变革，一时又大盛崇尚碑刻之风。据此，人们称“碑学”为书法北派，“帖学”则被目为书法南派。确切地说，书法中南北两派的区别，实际上表明东晋后南北地区流行的书法艺术已有不同的特色，如南宗赵孟坚《论书》称，“北方多朴，有隶体，无晋逸雅”。从这种“北朴南雅”的不同特色中，不难看到南北方不同的文化传统对书法艺术的影响；正是在这种传统的影响下，书法上出现“南帖北碑”的现象，而不同源流的发展，客观上也极大地丰富了这门传统艺术的内容。
我们再来看看绘画艺术。晚明之际，也曾出现由江南华亭人董其昌所创的“山水画南北宗”论，他把从唐到元的著名山水画家分为南北两大派系，并有崇南贬北之意。是论一度滋蔓明末清初画坛，并使画界受到不小的影响，以致有不少人起而倡和。但由于此论不尽符合中国画这一大画科中师承演变的史实，且带有明显的地域偏见，如崇南宗为文人画之正脉，故失之于偏颇。不过，是说毕竟觉察到了唐、五代以来日趋成熟的山水画在发展中所存在的南北差异。以五代北宋间的山水画来讲，陕西关同、李成、范中立代表了当时北方的三个主要流派，而当时南方山水画的主要流派则以后世并称“董巨”的江南人董源和巨然为代表。前者与后者在表现山石的技法上也各有千秋，都对后世影响很大。由于南北地区不同的地理环境如不同山石的地质结构及树木表皮状态等，使南北方画家在对自然界事物进行艺术创造的表现方法上，必然存在不同之处。再加上南北地区的社会历史、风尚习俗、审美观点和文化传统的不同，使绘画的风格特色也就相应地存在着南北差异。
除上述外，南北文化的不同在人们的社会生活、风尚习俗中也有所表现。举婚丧大事为例，南北各异，甚至沿袭到近代。如宋元之际南方地区出现的典雇妻女的鄙俗，尽管封建王朝出于礼教而屡颁禁令，但此陋习到解放前在作家柔石的作品中还有所反映。北方如河南、山东、陕西一带则有为少子娶大女的习俗，甚至有年长一倍以上的，在这种习俗的束缚下，不知有多少对怨偶被结成，而此风俗又与北方自古就有的专以妇女当家持门户的现象相关联。《颜氏家训》注引《玉台新咏》中的一首古乐府《陇西行》中就有“健妇持门户，胜一大丈夫”。颜之推将此“内当家”的风气视为“恒代之遗风”，指出“河北大事，多由内政”；夫妇之间也较平等，“倡和之理，或尔汝之”。南方则与此相反，西晋傅玄《苦相篇·豫章行》中称南方地区是“男儿当门户，堕地自生神”。在南朝时，一般破落的士大夫，只顾自己外表整齐光鲜，而“家人妻子，不免饥寒”，这和当时北朝风俗又截然不同。而丧俗之别，江南人哭葬时有哀诉之言，而河北一带则惟呼苍天，也有号而不哭的。在南方，凡遇重丧，若同在一城中的朋友，三日内不来吊唁，彼此断绝来往之情，以后相遇也形同路人；因故未能来或住地偏远者，则应致书问候，否则亦会顿失友情。北方则无此俗。
即使在朋友亲属之间送别时，南北方也有不同举止的表现。南方人在分别时，往往下泣言离，将之作为相互间情感真挚、难舍难分的表现。梁武帝肖衍就因其弟在分别时没有像他一样落泪伤心，只是“密云不雨”，最后竟不准其弟前去赴任。而“北间风俗，不屑此事，歧路言离，欢笑分首”。唐代龙门人王勃诗中有“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4］，就是反映了北方人的这种性格。
南北地区在取名称谓上也有相异之处，《颜氏家训·风操篇》称：“北土多有名儿为驴驹，豚仔者”，后人注释中也提到“江南人习尚机巧，改其小名多是好字，足见自高之心；江北人大体任真，改其小名，多非佳字，足见自贬之意”。近代江南一带生儿多名贵、福、宝、财等，也能说明确实存在这种情况。在统治阶层中，称谓居然也有南北之别，“江南轻重，各有谓号，具诸书仪；北人多称名者，乃古之遗风”。对此，颜之推表示，“吾善其称名焉”。这主要是从先秦起，王侯就自称孤、寡人、不，连孔子一代圣师与门人言皆称名，因而他对江南士大夫鲜于臣仆之称就不以为然了。
我们还可以看看在服饰上存在的南北差异，这点古人已经看到。如《战国策·赵策》中提到南方越人“剪发文身”、“臂左衽”；《新论》中提到越人“首不加冠”等特点。《说苑·反质》中则载称：“‘鲁人身善织履，妻善织缟，而徙于越。或谓之曰：‘子必穷’，鲁人曰：‘何也’?曰：‘屦为履，缟为冠也，而越人徙跣剪发，游不用之国，欲无穷可得乎’?”这里反映出南北服饰的不同特点，履冠在北方为日常服饰用品，在南方的越国却成无用之物。再以楚国而言，其冠服也有别于北方地区。如晋国国君一见被俘的钟仪就知道“戴冠者”非晋人，一问，果然是郑国所献的楚囚，以致“南冠”和“楚囚”一起成为后世犯人的同义词。楚墓出土的木男俑多戴偏平的小圆冠，此即南冠。秦灭楚后，曾为楚国国人效仿的楚王所戴的“獬冠”被秦始皇赐予近臣，嗣后又在更大的范围内推广开来，显见楚服对中原之影响，反映了南北服饰的彼此融合及渗透。再如楚汉相争之际，鲁人叔孙通穿儒服去见汉王刘邦，史称“汉王憎之”［5］，他只好换上楚制短衣，才使刘邦看着顺眼。据《史记》索隐引称，“短衣便事，非儒者衣服。高祖楚人，故从其俗裁制”。服饰上的差异，正体现了南北文化的区别。列宁指出：“应当明确地认识到，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各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6］。今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就必须立足于我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在对其特质、渊源的探究中，通过看到南北文化的不同源流，从中汲取有益的东西，为我们建设无产阶级文化提供历史的经验。本文关于中国古代文化中存在着南北两大系统的命题，仅仅是就两大文化系统在哲学、宗教、语言文学、社会风尚习俗等方面的不同，提出一些看法，罗列了一些事实。从研究中国文化的丰富内容和发展规律的角度说，这是极肤浅的。有关中国文化南北两大系统产生的原因，它们各自的源流及其演变发展，以及它们对中国文化整体发展所做的贡献，尚待进一步深入探讨。我们希望能在今后就这些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也希望能得到识者的批评和指正。
注释：
［1］《韩非子·内储说上》。
［2］《颜氏家训·音辞篇》。
［3］《文选·魏都赋》。
［4］《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5］《史记·刘敬孙叔通列传》。
［6］列宁：《青年团的任务》。
来源:《草原文化研究资料选编第二辑》 （经内蒙古社科院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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