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与社会生活
不同的社会经济规定了不同的社会性质，不同的社会性质规定了不同的社会生活内容和生活方式。社会经济对社会生活特有的规定性，是由特有的社会物质生产所决定的。换句话说，不同的社会物质的生产规定着从事这一社会物
质生产的人们的生活内容和生活方式。
游牧生产与农耕生产是两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物质生产。游牧生产的经济主体可以说是牛羊，农耕生产的主体可说是稻麦。游牧生产与农耕生产的不同形式和内容，从根本上就规定了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在饮食、服饰、居住和生活情趣等方面的差异，规定了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对待战争的态度与策略上的不同。游牧民族以牧畜为业，故食肉饮酪，居毡衣皮，以骑射为乐，以攻掠为务，国政简要。农耕民族以耕耘为业，故食米面，衣棉麻，居室屋，以诗书为乐，国政复杂，官衙众多，遇战事则以城郭相御。
西汉文帝时期，有一位被迫陪同汉宗室公主出使匈奴为单于阏氏的宦者中行说，长期居留匈奴对汉匈不同生活习俗有很深的认识。他曾对出使匈奴的汉使说道：“匈奴之俗，人食畜肉，饮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饮水，随时转移。故其急则人习骑射，宽则人乐无事，其约束轻，易行也。君臣简易，一国之政犹一身也。父子兄弟死，取其妻妻之，恶其种性之失也。故匈奴虽乱，必立宗种。今中国虽详，不取其父兄之妻，亲属益疏则相杀，至乃易姓，皆从此类。且礼义之弊，上下交怨望，而室屋之极，生力必屈。夫力耕桑以求衣食，筑郭以自备，故其民急则不习战功，缓则罢于作业。嗟土室之人，顾无多辞，令喋喋面占占，冠固何当?”［8］
中行说的话虽有偏袒匈奴之意，但却真实地道出汉匈民族生活习俗的区别和差异。在中国古代，如若某一民族所从事的物质生产有所改变，那么，这个民族的生活习俗也将随之改变。倘若游牧民族引进农耕生产，势必向定居或半定居的生活发展，其饮食、服饰和喜好也将改变。反之亦然，如若农耕民族引进牧业，也势必随草而居，也必将衣皮饮酪，也必然好骑射。
纵观人类社会发生与发展的历史，可以认识到，某种社会物质生产的发生，无一不首先是特定自然地理环境的造化。游牧决定于草原，农耕决定于土地，狩猎决定于山林，渔捞决定于江河湖海。各个民族都只能在特定物质生产的自然地理环境中适应、调整和改造自然生存条件，在特定的物质生产环境中陶冶性格和情操，在特定的物质生产环境中进行发明和创造
注释：
［1］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2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2］［3］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50、146页。
［4］［5］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第26～27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
［6］《元史·徐世隆传》。
［7］《元史·兵志一》。
［8］《史记·匈奴列传》。
来源:《草原文化研究资料选编第二辑》 （经内蒙古社科院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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