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孝琚碑是全国著名的汉碑之一，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七月出土于昭通城东10里之白泥
井，后移置城中凤池书院，嵌于壁中，今在昭通第三中学，建汉碑亭保护，是云南省现存最早的碑刻。
此碑上截已缺，下截完整，左有龙纹，右有虎纹，下刻龟蛇图案各一。残碑高133米，宽096米，碑文共15行，每行残存21字，以文意推之，每行上缺7字。由于碑文残缺，年号无征，所以建碑的时间争论较大，诸家考说，各抒己见，聚讼纷纭。主要有西汉河平四年(公元前25年)、东汉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永元八年(公元96年)、永寿二年(公元156年)、永寿三年(公元157年)、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等6种观点。前后相差达230年之久，其中以永寿年间的看法较为普遍。
碑文叙述严道(今四川雅安)君的曾孙、武阳(今四川境内)令的儿子孟广宗12岁随父到武阳学韩诗、孝经，博览群书，改名孟旋，字孝琚，未婚而死。其父的下属官员刻此碑送孝琚归葬朱提(今昭通)祖茔，以纪念死者，安慰亲属。是研究西南古代民族史的珍贵实物资料。
该碑书法苍劲，系方笔隶书，取势横扁，左右舒展，笔画瘦劲古朴，文辞典雅，受到海内名家的推崇。它的发现，不仅打破了“北圆南方”的陋说，而且可以从中探索“汉隶与今隶递嬗痕迹”(梁启超语)，被誉为“滇南瑰宝”、“稀世之珍”、“古汉碑第一”，为之题跋者多至数十家。
石门关，即今盐津县豆沙关，是秦汉以来中原通往云南的交通孔道之一，也是所谓南方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它位于大关河左岸的山顶上。附近有营盘坡，为古代驻兵之地。现有小街子，为唐代石门驿馆。路旁危崖耸立，形势险要，大关河对岸为一灰色大石岩，宛如一冲天石屏，与豆沙关夹峙，相距约二三十丈，远望俨然一石门，古代驿道沿东北侧而行，有一夫当关万夫莫敌之势，故称石门关。
唐德宗贞元十年(公元794年)，唐王朝派袁滋为册南诏使，恢复因天宝战争而破裂了的唐诏关系。袁滋一行于该年六月从长安出发，经四川，九月二十日到石门，于路旁岩壁上刊石纪其事，其文云：“大唐贞元十年九月二十日，云南宣慰使内给事俱文珍、判官刘幽岩、小使叶突承璀、持节册南诏使御史中丞袁滋、副使成都少尹庞顾、判官监察御史崔佐时，同奉恩命，赴云南，册蒙异牟寻为南诏。其时节度使尚书右仆射成都尹兼御史大夫韦皋，差巡官监察御史马益，统行营兵马，开路置驿，故刊石纪之。袁滋题。”全文一百二十余字，除“袁滋题”三字为篆书外，其余均为楷书，8行，从左至右，字迹基本完好，今已建“唐碑亭”保护。
袁滋一行进入南诏后，受到南诏热情隆重的款待。异牟寻派清平官尹辅酋等人到滇东恭奉，并亲出大理城五里迎接。其后举行了隆重的册封仪式和盛大的宴会，十一月七日，册封事毕，袁滋等人回唐，于十一月二十四日经豆沙关返回长安。从此，唐与南诏又恢复了世代友好的关系。
豆沙关袁滋摩崖是中原与边疆友好的象征，也是云南自古就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铁证。摩崖中的袁滋手迹，在书法史上有重要的地位。
在文化的结构中，由人类在社会实践，尤其是在人际交往中约定俗成的习惯性定势构成的部分称为行为文化层。这是一类以民风民俗形态出现，见之于日常起居动作之中，具有鲜明的民族、地域特色的行为模式。云南以民族众多著称于世界，《礼记·王制篇》说“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因之，以民风、民俗形态出现的滇云行为文化当是滇云文化中最具特色的部分，五彩斑斓，争奇斗妍。从历史的角度看，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使云南成为多种文化的交汇叠合点，形成了滇云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云南山地游耕文化受到了来自中原的汉文化、藏传佛教及南传小乘佛教等文化的影响。由于行为文化在时间上的传承、在空间上的播布性，滇云风俗更显得异彩纷呈，各具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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