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诏从统治者到一般的官员士大夫，有不少人深通汉文，擅长诗赋。天宝战争之后，南诏与中原隔绝，阁罗凤为“明不得已而叛”的原因，并阐明南诏世世属唐朝，累受封赏，希望后嗣者“悦归皇化”的心意，在太和城门立一巨碑，即《南诏德化碑》，其碑文全用汉字写成，辞令
工巧，文字高雅，酣畅淋漓，一气呵成，在有唐大家中，亦不多见。而且其铭文颇类会稽石刻，书法苍劲，为唐代少有的精品，是中华文化宝库中的瑰宝。《太平广记》卷四百八十三引《玉溪编事》载：“南诏以十二月十六日谓之星回节，游于避风台，命清平官赋诗。骠信诗曰：‘避风善阐台，极目见藤越。悲战古与今，依然烟与月。自我居震旦，翊卫类夔契；伊昔经皇运，艰难仰忠烈。不觉岁云暮，感极星回节。元昶同一心，子孙堪贻厥。’清平官赵淑达曰：‘法驾避星回，菠萝毗勇猜。河阔冰男难舍，地暖梅先开。下令俚柔洽，献琛弄栋来。愿将不才质，千载侍游台。’”南诏君臣两首应对诗中，有一些方言土话，如“震旦”(天子)、“元昶”(君臣)、“菠萝”(虎)、“毗勇”(野马)、“俚柔”(百姓)等，具有鲜明的地方民族特色，但它本身是一首用汉字写成的五言诗，与唐五言诗的形式和风格完全相同，感情真挚，语言清新，寓意深远。又如南诏诗人段宗义的《题大慈寺芍药》云：“繁星夜铺万丈月，异香朝散讲筵风。”《题三学院经楼》云：“玉排拂道珊瑚殿，金错危栏翡翠楼。”以及诗人杨奇鲲的《游东洱河》云：“风里浪花吹又白，雨中岚色洗还清。海鸥聚处窗前见，林you啼时枕上听。此际自然无限趣，王程不敢暂停留。”这些诗歌用词典雅，意境清新，韵律自然，节奏和谐，被称为高手佳作，可为唐诗精品，有的还收入了《全唐诗》。从现存的南诏文学作品，我们不难看出唐代云南的诗文与中原的诗文虽然内容不同，亦有一些民族色彩和地方特色，但从本质上看，应是一个统一的文化体系，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南诏的史学，从今尚存的《南诏中兴二年图卷》的题记中，可知南诏有《张氏国史》、《巍山起因》、《铁柱记》、《西洱河记》等史书，可惜均已亡佚。樊绰《云南志》是保存至今最早的一部云南地方志书，是纪录唐代云南社会历史最详备、最有价值的地方文献。樊绰虽为中原人士，也用汉语写作，但是其基本资料和编写体例，源于袁滋的《云南记》，而《云南记》又录自南诏史官的撰述[11]。据此推知南诏政权设有专门的史官和编写史书的机构，也曾组织人力物力编写过史书与志乘。樊绰仅是《云南志》的纂录者，真正的作者应是南诏史官。《云南志》不仅在体例、结构、编纂方法上，完全采用中原修志的原则，而且贯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大一统”思想，所以说，南诏史学是中国唐代史学的一部分，《云南志》是中国史学优秀传统浸润于云南结出的硕果[12]。
此外，汉文化的要素在南诏文化中有多层次的表现，南诏官制设六个清平官、大将军以及六曹等，它同唐朝同中书门下平章政事、大将军及行政机构的六部如出一辙；南诏二牛三夫的耕种方式，是学习了汉唐时期中原的农耕技术加以发展的结果；所演奏的“南诏奉圣乐”，具有鲜明的大唐神韵；剑川石宝山的石窟造像，有很多是隋唐时期中原盛行的石窟造像技术的再现；还有《南诏图传》中房屋建筑的“曲廊”式样，男女服饰中的矮圆领、缺胯衫，等等，无一不是盛唐汉文化的风采，是南诏对各种汉文化兼收并蓄、整合涵化的体现。
注解：
[1]《全唐文》卷九百九十九南诏王异牟寻《贻韦皋书》。
[2]《通典》卷一百八十七。
[3]《元和郡县图志》卷一百八十七。
[4]《通典·边防志》，《旧唐书·杨国忠传》。
[5]《南诏德化碑》，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二卷，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6]《旧唐书·南诏蛮》卷一百九十七。
[7]高骈《回云南牒》，天启《滇志·艺文志》卷二十一。
[8]《全唐文》卷八百二十七牛丛《报坦绰书》。
[9]樊绰《云南志·蛮夷风俗》卷八。
[10]樊绰《云南志·蛮夷风俗》卷八。
[11]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卷一，第159页。
[12 ] 关于南诏汉文化部分主要参见林超民的《唐代云南的汉文化》，《文化·历史·民俗——中国西南边疆民族文化论集》，云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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