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夷化期
自东汉末年起，朱提地区陷入了动荡不安的局面。一方面统治阶级的政策造成了汉族移民和僰人的对立，斗争绵亘不断。另一方面滇池区域的叟人又逐渐向滇东北发展，在朱提地区
形成邑聚。其渠首夷帅与汉族大姓结成“遑耶”的姻亲关系，与代表封建朝廷的太守、长吏展开角斗火并，朱提地区成为主要战场。当地汉族移民和僰人被迫沿“五尺道”交通线迁往味县(今曲靖)。蜀汉建兴三年(公元225年)，诸葛亮南征，镇压了南中大姓的反抗，移
降都督治味县，将政治中心从朱提转移到味县。随着民族迁徙和政治中心的南移，朱提文化的中心也移到了味县，并呈现出“夷化”的趋势。
诸葛亮平定南中后，对大姓采取了安抚的政策。《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劝令大姓富豪出金帛，驱(原为‘聘’，误，据方国瑜说改)策恶夷为家部曲，得多者弈世裔官；于是夷人贪货物，以渐归属于汉，成夷汉部曲。”此后汉族大姓又与夷帅结为婚姻关系，共同反抗代表封建王朝势力的太守和长吏。《华阳国志·南中志》说：“与夷人为婚(按：原为‘姓’，误，据方国瑜说改)曰遑耶，诸姓婚为自有耶。世乱犯法，辄依之藏匿。或曰：有为官所法，夷或为报仇。与夷至厚者谓之百世遑耶，恩若骨肉，为其逃逋之薮。故南人轻为祸变，恃此也。”同书又载建宁大姓李睿、毛诜和朱提大姓李猛共逐建宁太守杜俊、朱提太守雍约，举兵反抗。为南夷校尉李毅讨破，斩诜首。于是“李睿走依遑耶五苓夷帅于陵承”。后李毅又杀李睿，“于承陵及诜、猛遑耶怒，煽动谋反”，“夷因攻围州城，毅但并力固孤城，病笃不能讨战。光熙元年(公元306年)，毅甍”。除互缔婚姻外，汉族大姓在与夷帅交往中还改信夷人的鬼教。《三国志·蜀志·张裔传》说：裔至郡，“岂遂趑趄不宾，假鬼道曰：‘张府君如瓠壶，外虽泽而内实粗，不足杀，令缚与吴’。于是遂送裔于［孙］权。”“鬼道”，《华阳国志·南中志》作“鬼教”，并说：“其俗，征巫鬼，好诅盟”，即当地夷族的宗教。在文化方面，汉夷文化也相互交融。《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夷中有桀黠能言议屈服种人者，谓之耆老，便为主。议论好譬喻物，谓之‘夷经’。今南人言论，虽学者亦半引夷经。”
东晋成帝咸和八年(公元333年)，晋在南中失败。穆帝永和三年(公元347年)，晋灭蜀李氏，南中大姓爨氏专横于一隅，历东晋、刘宋、萧齐、萧梁以至北周、隋、唐初，称霸南中四百余年。方国瑜先生《滇东地区爨氏始末》说：“自爨氏得势，所有居民即受其统治，夷汉融合，称为爨人，亦称爨蛮。所居区域，称为爨地。分别势力，称为爨部。”[20]这一时期，夷汉间的交往、融合更为频繁。婚姻方面，樊绰《云南志》载爨归王妻阿姹为乌蛮女，归王为爨崇道杀害后，阿姹走投父部，“乞兵相仇”；宗教方面，爨氏作为地方统治者的同时，又兼当地夷族的“大鬼主”、“鬼主”。《南诏德化碑》记有“螺山大鬼主爨彦昌”、“南宁州大鬼主爨崇道”，樊绰《云南志》卷四记有爨崇道“理曲轭川，为两爨大鬼主”等。表明朱提文化已经完全走上了“夷化”的道路，但爨氏仍然使用汉文化并保持汉文化，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银铜冶造业的衰落和冶铁业、制盐业的出现
三国时诸葛亮《汉嘉金书》云：“朱提银，采之不足以自食”；魏完《南中八郡志》言朱提郡“旧有银窟数处”；《南齐书·刘悛传》记蒙城(今昭通)“有古掘铜坑，深二丈，并居宅处犹存”；传世朱提、堂狼洗铭文最晚为建宁四年(公元171年)，以后则未发现，表明朱提地区举世闻名的银铜制造业已经衰落。但在冶铁业和制盐业方面却有所发展，昭通“梁堆”墓出土的铁锄上有“蜀郡”、“成都”等字样，明显是从四川输入的。另也出土刀、剑、削、棺钉等纯铁器，却没有朱提地区出现冶铁业的记载。《华阳国志·南中志》载建宁郡(治味县)有大姓铁官令毛诜，则冶铁业出现在朱提文化中心南移后的建宁地区。又同书载南广县(今镇雄)“有盐官”，则制盐业已经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