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诏奉圣乐》是南诏间唐王朝歌功颂德的大型乐舞，是唐代云南民族乐舞的最高成就，也是云南民族歌舞试图纵向继承和横向借鉴的典范作品。
天宝战争结束后，同唐王朝隔绝四十余年的南诏政权重新归唐，南诏
王异牟寻于贞元十年(794年)接受了唐王朝的册封。六年后(800年)异牟寻遣使杨嘉明率领歌舞乐团到达成都，向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献上“夷中歌曲”，借以表达归唐的诚意。经韦皋的加工整理，“复谱次其声，以其舞容”，记译了歌词，录成乐谱舞图，定名为《南诏奉圣乐》，进献唐王朝，后又随同南诏的歌舞乐团进京献演。此后《南诏奉圣乐》列入唐代乐舞之林，成为唐代乐舞的组成部分。
《南诏奉圣乐》是以异牟寻归唐这一重大政治事件为主题，以规模宏伟的乐章和千姿百态的舞容来赞颂唐王朝的文治武功，表明南诏永远臣属于唐王朝的决心。此乐舞在新《唐书》中记述较详。《南诏奉圣乐》整台乐舞以字舞为主体，舞“南诏奉圣乐”五字，仿《奉寿乐》，以舞者的队形变化或转身换衣而组合成字，每变一次，便成一字，伴以歌唱。如舞“南”字，歌《圣主无为化》；舞“诏”字，歌《南诏朝天乐》；舞“奉”字，歌《海宇修文化》；舞“圣”字，歌《雨露覃无外》；舞“乐”字，歌《辟土丁零塞》。字舞之后，有十六人集体舞《辟四门》和一人独舞《亿万寿》，伴唱“夷中歌曲”《天南滇越络》。舞人服饰，女着南诏贵族妇女服装，为绛赤色绫锦制成的束身短衣和绘有鸟兽草木的裙子，束以金属腰带，袒露半臂。最有特色的是黑头囊，上披锦方幅，以发辫挽成髻，饰以珠宝、瑟瑟、金贝等饰物。足穿彩画的皮靴，仿照龟兹乐人穿靴的打扮，一改南诏“跣足”之习。表演中暗换服饰，则是吸收了唐代字舞的惯用方法，而字舞本身就是仿照唐代字舞《奉寿乐》。
参加演出的乐队十分壮观，乐器有30多种，演奏人员有196人之多，共有30首乐曲，分为4个乐部。①龟兹部，有羯鼓、揩鼓、腰鼓、鸡娄鼓、短笛、长短箫、大铜钹等数种乐器，共88人操作，分为四列，置于舞场四边；②大鼓部，有大鼓24面，共24人操作，分为四列，居龟兹部之前；③胡部，有筝、大小箜篌、五弦、琵琶、笙等乐器，有72人操作，列为四排，为唱歌时之伴奏；④军乐部，有金铙、金铎、钢鼓、金钲等乐器，共12人操作。南北朝以来，随着北方民族的主中厚和同西域诸国交往的频繁，促成了中外乐舞的大交融。列唐代以古代汉族和少数民族的乐舞为基础，吸收了外域乐舞，发展为包括《燕乐》、《西凉乐》、《龟兹乐》等在内的“十部乐”。天宝四年阁罗凤长男凤伽异入朝宿卫，唐玄宗曾赐胡部及龟兹音声各两部。50年后，这两个乐部构成了《南诏奉圣乐》的主干力量。南诏乐舞除受唐代乐舞的影响外，因地接骠国、天竺诸国，因而还受到东南亚古典音乐的影响，《骠国乐》在南诏乐舞中比重很大，且含有《天竺乐》和《龟兹乐》的成分。
南诏乐舞和“夷中歌曲”的音乐，经韦皋按照唐代通行的宫、商、角、徵、羽五音变调整理为黄钟、太簇、姑洗、林钟、南吕五调。《南诏奉圣乐》使用正律，以黄钟为宫，由宫音转到徵音，象征西南归附；由角音转到羽音终止，象征西南各族决心归唐。
经韦皋整理后的“夷中歌曲”，不仅赋予作品浓厚的政治色彩，纳入唐代的艺术规范，也合乎当时乐舞声律的要求，使云南少数民族的歌谣发展为宫廷乐舞。《南诏奉圣乐》为云南艺术宝库增添了辉煌的一页。《南诏奉圣乐》创作演出后，唐乐部原有的十部乐增至十四部时，就有了“南诏部”，这是南诏乐舞对中原文化的影响和贡献[1]。
注解：
[1] 顾峰：《论南诏奉圣乐》，《南诏文化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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