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由于受汉族文化的影响，白族的哲学思想出现了相当繁荣的景象，涌现出李元阳、杨南金、杨黼(ｆǔ)、艾氏兄弟、高
映、王崧等著名哲学思想家。
李元阳(1497～1580)，字仁甫，号中溪，太和(今大理市)人。嘉靖五年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曾任县令、知府、户部主事、监察御史等职。因不满朝政腐败，40岁时辞官隐居故乡，潜心学术著述和心性修养。著有《心性图说》、《中溪漫稿》、《艳雪台诗》及万历《云南通志》、《大理府志》等，后人将其诗文汇集为《李中溪先生全集》。
李元阳为官颇有政声，隐居后潜心研究性命之学，其哲学思想据伍雄武先生《中国少数民族哲学思想简史》研究，可以分为三个方面：其一，“万里边氓，亦国家之赤子”的思想。李元阳从边疆少数民族思想家的角度，吸收儒家传统中重民爱民的思想。他认为，统治者为了一己之功名、私利，“兴无名之师，杀无辜之民，费帑藏之金，破边氓之产……杀人盈野，草原为赤”。因此，他大声疾呼：“万里边氓，亦国家之赤子”，为边疆的安宁、少数民族的生存权益发出热忱的呼唤。其二，“志于明道者，不主儒，不主释，但主理”。归家隐居后，李元阳为求个人解脱，潜心于性命之学，由此渐入于佛家、禅家。但他又不能忘怀故土人民，不能抛弃忠、孝、济民的儒家政治伦理规范。因此，李元阳在哲学上就力图兼有儒、释两家。他认为，儒学中本有禅家的旨意与方法，甚至说“老释方外儒，孔孟区中禅”。此外，由于李元阳出身于边疆少数民族，入内地后又崇信王阳明心学。因此，受儒学传统的束缚较少，故能提出“不主儒，不主释，但主理”的主张，有摆脱束缚，独立思考的意义。其三，以“性”为本根和核心的哲学。“性”是李元阳哲学思想的本根和核心，他说：“性也者，灵明独照，与天常存。不以少而盛，不以老而衰，不以生而存，不以死而亡，故曰天命也。”也就是说，性就是天命，是宇宙万物的本源。但性又不在人身之外，而是人的主观精神，即“真我”。将“性”用于个人的道德修养和精神解脱，则“性”就超越于“心(思想)”、“意(观念、动机)”、“情(情感、欲望)”之上。要想成佛、作圣，无非就是“复性”。他把人的情感、欲望看成人性的对立物，要求彻底消灭，这就与宋明理学“明天理，灭人欲”的说教没有什么区别了。而摒弃一切思想、情感、意念、欲求，去体验神秘的本性——“性”，表明李元阳从融合儒、释最终又归于背儒入禅的神秘主义了。
杨南金，字本重，号用章，晚年号两依先生，明代大理府邓川(今洱源县)人。明宪宗成化二十二年(公元1486年)中举，明孝宗弘治十二年(公元1499年)登进士，曾任江西泰和县令、御史、湖广布政司参议等职。后辞官回归故里，享年80岁。他一生著述甚丰，但大多散佚，现存散文数篇。
杨南金一生主张“扶良抑奸”，有“三不动”的美称，“谓刁诈胁不动，财利惑不动，权豪撼不动”。他做官两袖清风，廉洁正直，敢于公开指斥当权宦官刘谨党羽，因而弃官回里。回到家乡后，他经常谴责地方贪官污吏的恶劣行径，揭露他们鱼肉百姓过着挥霍无度的生活，表现了他对政治腐败、道德沦丧的强烈不满。在家庭道德方面，杨南金著有《居家四箴》，作为训诫儿孙的道德律令。书中训词充满了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说教。他说：“夫以义为良，妇以顺为令，和乐祯祥来，乖戾祸殃至……牝鸡一朝鸣，三纲何由正。”强调丈夫要按“义”的规范行事，妻子要讲“顺”，即服从。他还主张用“孝”和“诚”作为父子关系尤其是儿子对父亲的道德准则，他说：“子孝父心宽，斯心诚为确。”表明其道德观属于从孟子、荀子到周敦颐等人的儒家伦理思想体系。关于兄弟关系，杨南金说：“兄须爱其弟，弟必敬其兄；勿以千毫利，伤此骨肉情。”这也属于儒家的基本伦理规范。但他把妇女之言作为搞好兄弟关系的障碍，显然是对妇女的歧视。他还说：“损友敬而远，益友宜相亲，所交在贤德，岂论富与贫。”以此为准则来处理家庭成员与社会的关系。总的来说，杨南金的道德观受到以儒家为核心的传统礼教的影响，不免具有封建毒素，但其中也有一些属于白族劳动人民的纯朴道德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