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云南的街子集经济贸易、社会活动和文化交流为一体，街子既是人们进行商品交换的集市，也是人们进行社会活动、文化娱乐的场所。每逢街期，邻近地区，甚至相距百十里的人们身穿艳丽的民族服装，马驮肩挑着各种货物，从四面八方汇集于街场，交换货物，会朋访友，
甚至还有文艺表演，对歌择偶等等活动，熙熙攘攘，热闹非凡。特别在以民族节气和宗教节日为定期的大型集市贸易集会上，这一特点更加突出。例如彝族的火把节、白族的三月街、傣族的泼水节、纳西族的八月骡马会等都具有悠久的传统，每年到会期，众商云集，万物交易，各种规模盛大的民族文艺展演、体育比赛、社交活动，纷纷登台，此起彼伏。如大理三月街，“每岁三月十五至二十日有月街，亦称观音会，始于唐永徽间，交易品有木材、药材、玉瓷、皮革、骡马等，汉夷藏回，远近居民毕集，为全滇市集之最大者”[1]。在三月街上不仅云南全省各州县有大批的商人前来贸易，而且邻国缅甸泰国以及其他省区的商旅也赶来洽谈贸易，街期里绕山林、对歌等文娱活动，把集会推向了高潮。缪鸾和先生曾有调查报告记道：“榆有胜会，曰绕三灵，阖郡士民，相率赴喜州小朝(即神都，进香众可数万。循苍山之麓西进，遵洱海之滨而归，历三四日，载歌载舞，竞艳斗奇，极一时之盛。”[2]街期集会不仅成为云南各民族人民的重要经济活动，而且也是信息交流、文化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云南的城市同中原其他地方的城市一样，在古代，城市是人类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活动的中心。其建城地点首先注重的是政治和军事作用，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作为商业都会的作用才逐渐显现出来。云南的城市首先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商品经济的兴起，中心城市也成为云南的重要商业都会。如大理、昆明、丽江、保山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曾充当过云南商业贸易的重要角色，它们地处交通要道，位于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位置，物产丰富，交通便利，备受历代统治者的重视，商品经济发展迅速。明清时期，云南形成了迤西、迤南、迤东和滇西北四条马帮运输干线，每条干线都有一个重要的城市作为干线上的货物和马帮的集散地，如迤西干线上的保山、迤南干线上的玉溪、迤东干线上的昭通和滇西北干线上的大理、丽江，省会昆明等，正是这样的商业都会，它们在云南经济发展中起着这样的作用：促进生产力进步，带动区域商品经济发展，充当交通枢纽和物资集散地，沟通区域内外贸易往来、物资交换、信息交流，统领地方经济。
昆是元明清时期新兴的商业都市，是交通的中心枢纽和中转贸易市场。自元代建省之后，一跃成为云南最大的中心城市和商业都会。作为商业都会，昆明充当交通枢纽和货物集散地，带动了云南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的东移，从此昆明作为云南的中心城市迅速发展起来。特别是元代健全站赤制度，云南所有的站道均以中庆(昆明)为始发地，确立了交通中心的地位。元代赛典赤治滇，着力整治滇池，扩建中庆城，当时昆明的范围东至盘龙江西岸附近，北至五华山，南至土桥，西至福照街、鸡鸣桥[3]，近代昆明城的规模已见雏形，而且城内商贸繁荣，店铺林立，街容整齐。马可波罗出使缅甸时，看到押赤(昆明)“城大而名贵，商工甚众”[4]。昆明的发展引起了当时的文人不尽的感慨，多有着墨，王升《滇池赋》说：“五华钟造化之秀，三市当闾阎之冲，是双塔挺擎天之势，一桥横贯日之虹。千艘蚁聚于云津，万舶峰屯于城根。致川陆之百物，富昆明之众民。”明清时期，昆明发展为云南对内对外通道的枢纽及转口贸易的市场，全国各地的商贾云集于此，“城凡大商贾，多江西、湖广客；其当贴设质库者，山右人居其大半”[5]。而且大凡经营滇缅、滇越等国际贸易的商帮，如四川商帮、迤西商帮、临安商帮等，都纷纷到昆明设号开店，转贩川丝、棉纱、宝石、石磺、茶叶、鸦片等[6]。罗养儒在《云南掌故》中记叙道：昆明在道光年间(公元1821～１８５０年)“实是繁盛极。彼三市街、珠市桥、东寺街、金马坊、碧鸡坊、云津街、得胜桥、盐行街、三元街、太和街(北京路交三桥至塘自巷一带)等，是道路宽阔，烟户密集，房屋栉比，楼阁云连，巷道参差，店铺杂错。市面之上，货物山集，行人水流。早有早市，午有午市，夜有夜市”。商贸之繁荣无庸赘言，最重要的是此时的昆明，有几条街是专门经营外贸货物的，如上述提到的“所谓三市街，是绸缎、布匹、纱花三种生易之集合市场，故曰三市街”。从当时云南的贸易路线和格局看，这个纺织品市场中，除绸缎为国内内地产品外，布匹、纱花有很大一部分可能是从滇缅及其他对外通道转运而至的。“又如珠市桥，诚是一售珠宝玉器的市场。是时的珠宝玉器多而贱，在此市场上，玉器便有二三十间，还有腾越(腾冲)客挟些珠玉来，以无力开铺，遂在此一段街上摆售卖”[7]。珠宝玉器，是滇缅贸易的重要物品，历代均从腾冲进口销往内地。
大理滇缅道路上商品贸易的集散地。大理是南诏、大理国时期的古都，当时经济贸易的中心。元明清以后，虽已不再是云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但其地当滇缅要路和茶马古道交汇地：凡川货西出缅甸，茶叶北上藏区，藏区药材杂货南下，缅甸棉花、宝石、珠玉东入都必经此地，并以此为集散市场。从唐代以来，大理地区就形成了以三月街为代表的市场和内联外贸的商业集会。嘉靖年间，三月街可延续20余日不散，附近13省及缅甸、泰国等地商贾皆至交易[8]。徐霞客在明代曾亲历三月街盛会，他在《徐霞客游记》记载道：“入演武场，俱结棚为市，环错纷纭。其北为马场，千骑而驰于中，更队以占高而下焉。市男女杂沓，交臂不辨，乃遍行市场。”到清代三月街比明代又有更大的发展，“盛时百货生易颇大，四方商贾如蜀、赣、粤、浙、湘、秦、黔、藏、缅等地及本省各州县之云集者殆十万计。马骡、药材、茶、布、丝棉花、毛料、木植、磁、铜、锡器诸大宗生意交易之，至少者值亦数万”[9]。由此看来，大理三月街最能体现交通干线那种内连外贸的商业特点，商贾来自周边各国、全国各地和省内各州县，货物有本地的马骡(大理自古就是云南著名的马产地)，四川的丝绸，内地的瓷器、药材，藏区的毛料，西双版纳的茶叶，滇东的铜，滇南的锡，缅甸、印度的棉花、宝石，以及云南各地的药材、木材和布匹，而且都是大宗交易，动辄数万。平时大理商业也很兴旺，城内店铺作坊林立，玉器的雕琢，大理石的解制及缝纫、染织、皮革、金银首饰、笔墨文具、铜铁器的打制等等，颇具规模，享誉于省内外乃至周边国家。《道光云南志钞》卷一《地理志·大理府》中说：“(大理)夙称沃壤，山川灵秀，文物蔚然，而商贾辐辏，甲于他郡，亦滇中一大都会也。”仅距大理三十里的下关，原非商业重地，但其地控扼滇西和大理的交通，元明以来官府着力经营，元代设为赵州，明清因之，“其州为往来孔道，控苍洱之要冲，山川萦抱，原显沃衍”[10]。明清时很快发展为滇西入缅干道上的马帮集散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