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把途中景色写得清新优美，水色山光，江鸥林狖，颇能引人入胜。结语写王命在身，不敢贪恋景色，反衬出他对江山胜景之盎然兴味。诗文语言洗练，意境高洁。孙光宪评为“词甚清美”。他的另一首咏大理石的诗《岩嵌绿玉》：“天孙昔谪下天绿，雾鬓风鬟依
草木。一朝骑凤上丹霄，翠翘花钿留空谷。”诗人想像大理石是天上的绿玉，被织女摘下来。织女骑凤上天，遂把美丽的宝石留在人间。用浪漫主义笔调盛赞瑰丽的大理石，既赞仙女，又赞宝石，写得情文并茂，颇有韵味，是最早描写赞美大理石的一首诗，在唐人诗中也堪称上乘之作。杨奇鲲的诗必不少，因这两首诗被选入《全唐诗》才被保留下来。
段义宗为大长和国郑仁旻文的布燮，曾使蜀在蜀中写了不少诗，如《题大慈寺芍药》、《题三学院经楼》、《题判官赞卫有听歌妓洞云歌》，此诗在蜀中竞相传写，风行一时。在其诗作中，以《思乡》一首为最：
泸北行人绝，云南信未还。庭前花不扫，门外柳谁攀?
坐久消银烛，愁多减玉颜。悬心秋夜月，万里照关山。
诗文由泸北、云南，说到门、庭、玉颜，悬心秋月，即景生情，情景相生，把客居异乡，必怀故国的情怀，表现得真切而又深邃。万里悬心，情何以堪?何光远赞叹“如此制作，实为高手”，确非浪语。此诗被录入《全唐诗》。
南诏汉文作品，尽管篇幅不多，却显示出极为重大的意义：第一，南诏汉文诗的产生说明中原与南诏之间的文化交流频繁，汉文化对南诏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也说明南诏对汉文化的主动吸收与学习，并取得可喜的成果。第二，南诏所存留的汉文作品，几乎都与政治活动有关。这是因为南诏处唐朝、吐蕃之间，南诏政权的建立与巩固，与这一形势紧密相关。南诏文学不能不反映这一现实。第三，南诏文化被视为唐文化的“袖珍本”，南诏主动对唐文化吸收，也汲取了儒学思想这一汉文化的核心。这在许多的文学作品中都有所体现。《与韦皋书》中的“人知礼乐”、“竭诚日新”以及《途中诗》的“王程不敢暂留停”等等，都明显地表现了君君、臣臣之类三纲五常思想的影响。这些至今还能读到的作品不仅文体多样，从其创作看，也达到了一定水平[1]。
大理国时期，在南诏的基础上云南经济、文化获得进一步发展。由于“宋挥玉斧”致使云南与宋中央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没有南诏同唐王朝那么紧密，因而汉文学作品不仅罕见载于中原汉文史籍中，且大理地区的载籍也失传较多。我们只能从现存的一些碑刻纪事文字中窥见当时文学水平之一斑。
今存于楚雄城西紫溪山的《护法明公德运碑赞》摩崖，系为赞颂大理国贵族高量成而作。碑文虽是散文，但时杂骈体，不乏佳句。碑文称量成“公自幼孤，久失庭训，不喜盘游”、“自幼有大器”，尽管“公不闲书史，而所为动作，皆合书史”。说他“兴修白马，喜建伽蓝。众山兰若，无不周备”。描写高量成的德化，“以礼义为衣服，以忠信为甲胄，以智勇为心肝，远之来者割地而封之，不归化者兴兵而讨之，自是天下大化”，“虽夷狄之深仇，部曲之怨恨，到此善归方寸，恶竟冰释。袖刃怀刀，一时捐弃；甘辞艳语，以发嬉戏”，写得历历目前。写退隐生活的，有“明月侍座，清风扫门；喜听法鼓明心，不闻尘嚣聒耳”，确实清幽之至，情景逼真。
此外，今存的《兴宝寺德化铭》、《渊公塔之碑铭》、《高生福墓志铭》、《昆明经幢造幢记》等碑铭，能引经据典，情文并茂，颇富文学性。
注解：
[1]
杨仲录等编：《南诏文化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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