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是文化的精灵，一方人物之多寡，可见一方文化之盛衰。明代以前，贵州出众的人物不多，有事迹可考的，一个朝代不过二三子。然自明代建学以来，人才连袂而起，究其根源，很大程度与贵州教育的发展有关。当然，人才的开发，决不只是教育一端，它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受着时间、空间和社会条件
的影响，但无论如何，教育是最基本的。倘若没有一定的教育基础，智力不能开发出来，人才是谈不上的。有些时代，人才辈出，可是，有些时代却屈死一代英雄，这是时间因素的影响。但同一个人，在此地无所作为，而在彼处却又出类拔萃，这就不能不考虑空间的影响了。人的才能充分发挥，自然是人才出众，反之，才能受到限制，甚至压抑，势必就会埋没人才。贵州历史上许多人物成名于外地，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们出去以后，眼界更加开阔，而且获得了广阔的空间和优越的条件，所以才能充分施展出来，以致成名成家。
犹如四川的文翁一样，在贵州历史文化名人中，首先要提到尹珍。尹珍，字道真，东汉糝郡毋
，曾远游至中原，从许慎、应奉学经学、图纬，学成后归乡里教授，首开“南疆之学”。西晋时，李特、李势据蜀，建立“成汉”，独霸“南中”，唯糝谢恕不愿为其所用，“保境为晋”，维护国家统一。唐代天宝以后，南诏崛起，累犯黔中，赵国珍护五溪十余年，“天下方乱，其部独宁”，以军功拜工部尚书。南宋末年，蒙古军由陕西入川，余筁奋起抵抗，播州冉、冉璞兄弟应募入川，与余筁筹划筑钓鱼诸城，使蒙哥不能得手，最后葬身于钓鱼城下。《元史》有《杨赛英不花传》，其人原名杨汉英，是播州杨氏土司之裔，以战功授平章政事、柱国，追封播国公。明以前见于经传的人，大抵如此。
明初大兴儒学，又于洪熙年间开科取士，嘉靖十四年(1355年)贵州单独开科，贵州人才于是涌现出来。据贵州方志统计，有明一代，全省中举人者1
145人，进士109人，普安州刘蠧为贵州有举人之始(宣德已酋科)，赤水卫张谏中为贵州有进士之始(正统已未科)，乌撒卫浦促良为贵州有解元之始(嘉靖乙未科)，新添卫丘禾实是贵州入瀚林院第一人(万历戊戌科进士)。到了清代，贵州中科甲的人远胜于明，不惟人数大增，而且档次提高。有清一代，全省中举人者3110人，武举1704人，进士611人，武进士103人，还出现了所谓“三鼎甲一探花”。贵阳人曹维城为康熙癸亥科武状元，贵阳青岩人赵以炯为光绪丙戌科状元，麻哈州夏同騄为光绪戊戌科状元，遵义人杨兆麟为光绪癸卯科一甲第三名(俗称探花)。曹维城是贵州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武状元，赵以炯乃是滇黔两省“以状元及第而夺魁天下”的第一人，夏同騄是中国历史上既中状元而又兼留学生的人，而杨兆麟中了探花后又在日本取得了法学博士的学位。诚然，儒学和科举取士有较大局限，但在明、清两代，贵州的确出了不少人才，他们当中，有许多成了全国知名的人士，在各方面作出了贡献。
拿文化艺术来说吧，明以前文士极少，而明、清两代则比比皆是。清平卫(今凯里市)人孙应鳌，字山甫，号淮海，嘉靖三十二年进士，官至南京工部尚书，他是王阳明的再传弟子，著有《淮海易谈》、《四书近语》等书，是黔中王学的代表人物。杨文骢，字龙友，号山子，贵阳人，天启四年随父移居南京，以“诗书画三绝”名噪江南，列为“画中九友”，又是“崇祯八大家”之一，隆武朝任兵部侍郎兼右佥都御史，为清兵所俘，与幕僚孙临俱不屈而死，合葬于安徽桐城县枫香岭，人称“双忠墓”。谢三秀，字采君，贵阳人，诗才卓越，品概清超，著作裴然，有《雪鸿堂诗集》传世，被誉为“天末才子”。清初杰出的诗人周启渭，字渔璜，又字载公，别号桐聎，贵阳青岩骑龙人，他的诗在清初有如异军突起，自成一队，诗出则天下争诵，脍炙人口，后来辑为《稼雨轩诗集》和《桐聎诗集》，又是《康熙字典》重要纂修官之一。“西南硕儒”郑子尹，名郑珍，贵州遵义人，他是一代经学大师，是深究《说文》的巨擘，又是“直推倒一世豪杰”的诗人，其著作收入《巢经巢经说》、《巢经巢诗钞》和《巢经巢诗钞后集》，他总纂的《遵义府志》被誉为“天下府志第一”。与郑珍合称“西南两大儒”的莫友芝，在金石和版本目录学上堪称一家，所著《亭见知传本目录》为研究古籍者案头必备之书，他的书法熔铸碑刻而自辟一途，是清代中叶以后书风丕变期的重要人物之一。晚清的黄彭年，字子寿，贵阳人，道光二十五年进士，官至陕西、江苏布政使，重视文化教育，曾主讲陕西关中书院，主持直隶莲池书院及江苏学古堂，他总纂的《畿辅通志》被誉为“通志巨擘”。贵州广顺州人但明伦，字天叙，一字云湖，官至两淮盐运使，他花了40年光阴评点历史名著《聊斋志异》，题为《聊斋志异新评》，自但氏《新评》出，“
披隙导窍，当头棒喝，读者无不俯首皈依，几于家有其书矣”!侗戏鼻祖吴文彩，黎平县人，青年时为侗族歌师，道光年间在汉族戏剧的启发下，把侗族传说的英雄故事作素材创作戏本，又将汉族说唱本改编为《梅良玉》、《凤姣李旦》等剧，运用侗族音乐和侗语开创了侗戏。苗族诗人龙绍讷，字廷
，号木斋，晚号竹溪，锦屏县人，落第后在家乡设馆教书，他能诗善文，内容丰富，别具特色，其子将其诗文汇刻为《亮川集》，是苗族有诗集传世的第一人。
在明、清500年中，贵州人跻身于仕途而能青史留名的不乏其人。明代正统年间，贵州婺川人申皊任四川道监察御史，在土木堡之役代英宗赴难，命在乡里建祠祀奉。崇祯年间，国势危艰，皇帝下诏“破格求才”，得10人拔为巡抚，贵州即占2人，1人是黎平府的何腾蛟，另1人是新添卫的丘禾嘉。何腾蛟，字云从，崇祯十六年拔为湖广巡抚，福王时加兵部右侍郎，总督湖广、四川、云南、贵州军务，与李自成余部刘体仁、郝摇旗等联合抗清，实为“南天一柱”，死后赠中湘王，谥文烈公。丘禾实、丘禾嘉兄弟，名冠一时，丘禾实以文章诗词为一时之冠，《明史·文苑》有传，而弟丘禾嘉拔为辽东巡抚，为明末抗清一杰。清康熙五十三年，贵阳青岩骑龙人周钟蠧任台湾诸罗县知事，后复以员外郎管台湾事，励精图治，开发台湾，士民为之立祠塑像，其事迹在《诸罗县志》中多有记述。花杰和黄辅辰官虽不高，位虽不显，但他们为官清廉，刚直不阿，敢说敢为，不愧为铁骨铮铮的汉子，被人称之为“花老虎”和“硬黄”。“同光名臣”丁宝桢，字稚黄，贵州平远州(今织金)人，曾任山东巡抚和四川总督，以杀安德海闻名天下，在山东两治黄河、三次赈灾深受人民爱戴，到四川后，设成都机器局，改革盐政，重修都江堰，振兴教育，时人常将其与沈葆桢并称，为有清一代名臣。在戊戌变法中，李端盞是一个重要人物，他密保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诸人，在关键时刻上《变法维新条陈当务之急》敦促变法，又上《请推广学校折》以开创近代教育和科学文化，在翁同騄被革职后，朝中“二品以上大臣，言新政者一人而已，故上特拔为礼部尚书”。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联军攻陷大沽炮台，进逼天津，时值贵阳人石赞清任天津知府，坚守不离，以死相抗，民族气节昭然可见，故京津盛传着一首民谣：“为国为民天津府，刚毅不挠胸有主。”“贵州走向世界的第一人”黎庶昌，字莼斋，遵义沙滩人，光绪初曾随郭嵩焘出使英、法、德和日斯巴尼亚(即西班牙)四国，遍历西欧各国，将其见闻写成《西洋杂志》一书，后于光绪七年和十三年两次出任大清国驻日公使，与日本外相井上馨反复辩论，维护祖国利益，又与日本朝野文士广泛交往，促进中日人民的友谊，并将流失在日本的中国古籍汇刻为《古逸丛书》，对学术作出重大贡献。光绪末年，英国侵占印度、缅甸后垂涎云南边境，制造边界纠纷，清廷派贵阳人、云南迤南道尹陈灿为勘界大臣，与英方沿边界会勘，陈灿据理力争，寸土不让，其事迹刻于云南孟连县孟马地方的“气壮山河”碑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