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传入贵州，是在南明王朝永历时期。当时，永历皇帝的嫡母王太后、生母马太后、太子慈恒及宫中五十多人，都从葡萄牙传教士瞿纱微受洗礼入教。王太后曾遣大臣庞天寿至澳门“求弥撒”，又致书罗马教皇和耶稣会长，希望能得到教皇和欧洲各国支持，以图恢复明朝江山。瞿纱微曾跟随永历帝至黔桂交
界处，为清兵所杀。南明王朝覆灭后，安龙仍留下几户天主教徒。但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天主教在贵州并无活动。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罗马教廷在中国划出北京、南京、澳门三个主教区，归葡萄牙教会管辖，将贵州列入南京教区。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又在中国增设八个“代牧区”，贵州便是其中之一。两年后，派意大利耶稣会士都嘉禄兼任贵州代牧。都嘉禄派法国遣使会士亚比亚立、耶稣会士博尔克、顾朵克斯三人，于康熙四十四年(1704年)到贵州考察，拜见巡抚，并在贵阳购买房屋一间，自此以后，法国的势力逐渐伸入贵州。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法国以耶稣会传教士刘闻声任贵州代牧，但因清政府禁教甚严，无法进入贵州，便将贵州教务委托四川宗座代理法国遣使会传教士穆肋勒兼管，在思南、婺川一带传教。雍正年间，因选派川滇黔修士到暹罗首都的巴黎外方传教会总修院求学，从此，教权由葡萄牙手中转到法国，并从耶稣会转到巴黎外方传教会。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巴黎外方传教会召开“四川会议”，参加会议的14人中有3名黔籍神职人员。此后，将贵州教区分为两部分：第一分区包括黔东北及川南，由中国神父蒋若翰管理；第二分区包括贵阳、遵义及光义一带，由中国神父骆马锑管理。在这一时期，由于清政府“禁教”，天主教在贵州的活动只能秘密进行，主要依靠中国神职人员和传教先生，并以做生意为掩护或以教徒迁移进行传播。
鸦片战争以后，各列强在中国取得了传教权，以不平等条约迫使清政府取消“禁教”，采取“保教”政策，从此，天主教的活动由秘密转为公开。法国按《中法黄埔条约》中“倘有中国人将佛兰西礼拜堂、坟地触犯毁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的规定，凌驾于官府之上，大肆传教。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罗马教皇宣布贵州为独立传教区，次年派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白斯德望进入贵州传教，继后以胡缚理任贵州教区主教，利用中国赔款的5万法郎，在贵州各地修建天主堂、修道院、医院及学校。法国传教士依仗不平等条约，拿着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签发的“传教士护照”，干预地方行政，欺压百姓，耀武扬威，终于激起了贵州人民的反抗，爆发了青岩、遵义、开阳等十多次教案。由于清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反洋教运动失败，在此以后，天主教在贵州又有进一步发展，外国传教士与官府勾结起来，甚至举荐地方官员。在咸同起义时期，外国传教士大都站在官府一边，积极参与镇压人民的活动，例如：在贵阳城郊的六冲关，法国修建起堡垒式修院，制造枪炮，并接纳地方官员在此避难。当黔西南回民起义正盛之时，清朝兵部尚书、云贵总督劳崇光与贵州主教胡缚理密谋，而胡缚理则以传教士身份进入这一地区，进行欺骗诱降，对起义军进行分化瓦解。事后，清廷赐胡缚理国柱红领子一袭，并将兴义书院赠赐天主教建天主堂和孤儿院。
天主教在贵州的传播与发展，急需培养出一批本地的神职人员，因而建立修道院和女修院就势在必行。贵州办教之初，修士都是送到国外培养，先是送暹罗首都的巴黎外方传教会总修院，贵州教区开办后又送巴黎外方传教会槟榔总修院，但这种办法毕竟只能培养极少数中国神职人员，远不敷用。道光三十年(1850年)，主教白斯德望召集在贵州的法国传教士商议，决定创立修院，就地培养。修院分三级，初级为小修院，中级为中修院，高级为大修院，其学制分别为3年、6年和7年。咸丰三年(1852年)，主教胡缚理在贵阳的北天主堂创办第一所小修院，胡缚理任院长，有6名小修生，因政府查禁甚严，两年后迁往六冲关。同治九年(1870年)，又在北天主堂再建小修院，有小修生二十余名，由北堂易德谦兼管，命名“圣若瑟小修院”，一年多即取消。光绪十二年(1886年)，法国传教士叶临爱又建“圣斯德望预修院”，有小修生30人，相沿10年之久。光绪三十年(1904年)，聂瑞祥恢复小修院及幼堂，改名“护守天神预修院”，或称“天使小修院”。胡缚理建立的小修院迁往六冲关后，得到罗马传教部、巴黎外方传教会、美国伯多禄善会等捐款，扩大规模，改为“圣保禄中修院”，修生入院后便与家庭及社会断绝往来，学习拉丁文、法文及《圣经》。此后不久，胡缚理又在贵阳城郊青岩姚家关创办“圣伯多禄大修院”，由法国传教士白伯多禄为院长，有大修生十余人，后因青岩教案被毁，于是与六冲关的中修院合并，形成一个小修、中修、大修结合的修院，实行16年一贯制，大修院的课程主要是经院哲学、神学、圣经、教会史及部分自然科学，毕业后可充任神父。天主教实行女教徒修道制度，将发誓“贞洁”、“听命”、“神贫”的贞女送入修院，咸丰年间，童文献任贵州主教，根据中国“男女授受不亲”的礼教，创办了一所“圣心女修院”，院址在北天主堂侧，收纳十六七岁的修女。
除了修院和女修院而外，天主教又办传教学堂，培养本地的传教先生。贵州的传教学堂始于光绪末年，设址于北天主堂，学制3年，招收16～30岁的学员。课程以教义和经言为主，教义分内功、外功两项，内功为古今《圣经》、《要理问答》等，外功有《教会辩护学》、《圣教理证》、《邪正理考》、《圣教明证》、《会客初言》等，文化课有古文、作文及“五音”(即用法文字母拼写汉语)，目的是既便于在民众中传教，又能同外国传教士交往。这所学校，后来改名为“敦化学校”了。
天主教传教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举办社会慈善事业，通过治病、抚孤来取得群众信任，并争取教徒。天主教内有一个专门收养孤儿、医治疾病的工作机构，谓之“善会”或“无神会”。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在贵州教区设立天神会，以拯救教外小孩灵魂和教育教友及子女初学教义为目的，经费由法国天神会总会提供，最高时每年达25000法郎，用于办医院和孤儿院。贵州教区开设之初，创办了贵阳、定番(今惠水)、都匀、镇远4个医馆，以后陆续增至五十余处，遍及贵阳、清镇、平坝、安顺、镇宁、兴义、贞丰、定番、紫云、龙里、郎岱、遵义、仁怀、桐梓、正安、平越(今福泉)、都匀、镇远、石阡、德江、龙泉(今凤岗)及大定(今大方)等地，著名的如贵阳的若瑟医院、露德医院等。
孤儿院始于咸丰四年(1854年)，收养被遗弃的小孩23人，3年后在贵阳创立了两所孤儿院，此后，在安顺、遵义、桐梓、镇宁、兴义等地先后建起了10所孤儿院，收养孤儿共千名以上，以贵阳北堂的圣若瑟孤儿院最为著名。咸同起义时期，官府将贵阳的育婴堂及幼堂交天主教管理，共有幼婴三百多名，更名“圣尼各老孤儿院”，门前立有“这里养活肉身和灵魂”的牌子。送入孤儿院的孤儿，需由亲友或邻里写“送字”方可接收，并注明：“自送之后，亲属人等不得异言，如有风寒暑湿，各听天命，空口无凭，特立送字为据”。传教士们本着“只救灵魂，不救肉身”的宗旨，让孩子们过着艰苦生活，清早起床即念经，然后从事各种繁重劳动，如果诵经不熟或劳动不勤即遭重惩，而且每日必须背诵“啊，天主，你是孤儿之父”之类经文。收容孤儿，在外国传教士看来，是一项很重要的事，不但可将这些孤儿培养成虔诚的天主教徒，而且可以博得社会的好感和官府的支持，使人心归向天主。
清代，在贵州建立的天主教堂很多，著名的有贵阳北天主堂、贵阳南天主堂、六冲关圣母山、遵义天主堂等。贵阳北天主堂早在嘉庆三年(1798年)便开始有了活动，当时法国传教士梅耶派女传教先生罗宋氏(保纳)来贵阳开教，即在此传教。继后，在贵阳教会会长胡世禄的倡议下，由信徒捐银修建简易经堂一所。贵阳教区成立，主教白斯德望便大肆扩建，耗银700两，建成一座长17米、宽11米的教堂。同治十三年(1874年)，再次扩大规模，建成长40米、宽18米中西合璧式样的教堂，正面有高大牌坊，堂内有3个穹窿构成的顶，教堂后有5层中国阁楼式的钟楼，楼上有直径丈余的巨钟，成为全省最大的天主教堂。贵阳南天主堂又称圣类斯堂，是贵州天主教历任“外事司铎”的驻堂，这里原是贵州提督田兴恕的官邸，青岩教案后，同治皇帝在法国公使的逼迫下“御赐”给贵州天主教会，改建为一座中西合璧的教堂，以“圣类斯”命名的用意，是为了纪念指挥第七次十字军东征的法国国王类斯，表示他们在处理贵州教案上取得的胜利。天主教在六冲关建立修院以后，便将观音山买下，于洞中秘藏圣母铜像，于是改为“圣母山”。同治十三年(1874年)，主教李万美着手在山上建造圣母堂，命名为“吾乐之缘圣母堂”，其后，募得巨额捐款，遂修建成一个庞大的建筑群，每年9月8日圣母圣诞瞻礼节，全省各地及邻省教徒来此瞻礼。遵义天主堂在老城杨柳街，同治六年(1867年)兴建，富丽堂皇，遵义教案发生后被毁，后胡缚理用中国赔款重修，但以后教案又起，被群众捣毁，又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用中国赔款银30万两重修，占地面积135万平方米，房屋为中国式空斗墙、罗马式伞形屋顶，雕梁画栋，十分壮观。
天主教在贵州的传播，有极其深刻的政治历史背景，它伴随着帝国主义势力深入和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而获得发展，因而在政治冲突的情况下，演变为一系列的教案风波，对贵州的政治局势产生了重大影响。由于法国在安南(今越南)建立起侵略中国的基地，西南各省成了它的势力范围，所以，贵州的天主教实际上是在法国外方传教会的控制之下，从最早踏上贵州土地的法国传教士顾尔克开始，到历届贵州教区主教白斯德望、童文献、胡缚理、李万美、易德谦等都是法国传教士，经费由法国控制，并从在中国勒索的赔款中开支。天主教在贵州盛行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贵州贫穷落后，社会矛盾复杂，广大人民在苦难中渴望有新的“救世主”，而且人为宗教比较薄弱，有相当广阔的空间，于是法国天主教便乘虚而入。外国传教士利用传教之机，搜集资料，测绘地图、传递情报，参与镇压起义，为帝国主义侵略服务。但是，天主教在传播过程中，也带来了西方的文化，譬如：教授拉丁文和法文，传授数学、格物(物理、化学)、博物(动植物及矿物)知识，引进西医、西药，开始气象观察、地图测绘，编写《贵州植物谱》等等。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传统思想受到很大冲击，儒家思想及佛教、道教在晚清时期都日渐衰落，为新思想的传播在传统文化中扫除了一些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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