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所述悠久性、丰富性与独特性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考察贵州文化的，说明它源远流长、内涵丰富，有明显的区域特征。然而，当我们对贵州文化作深层次的探讨时，就会发现这种文化是“多元”的，不但“多元共生”，而且“多元一体”。“多元”的含义，在《绪论》中已作了解释，
它包括三个不同的层次：第一层是既有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又有大量的汉文化；第二层是多种少数民族文化并存，有苗文化、布依文化、侗文化、水族文化、仡佬族文化、土家族文化、彝文化及其他民族文化；第三层是汉文化的来源也很宽广，既有中原文化、也有江南文化、巴蜀文化、楚文化、滇文化、粤文化及其他区域文化。所谓“多元共性”是指各种不同的文化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共生共荣，造成一种“融而未合”的状态。没有因为汉文化的传播而将少数民族文化“同化”归一，也不因为少数民族文化的大量存在而使汉文化“异化”走样。所谓“多元一体”，指的是各种文化在保持其基本传统文化的情况下，互相渗透，互相交融，互相影响，互相促进，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协调发展状态，从而结合而为一种有别于其他地区特色的贵州文化。
也许有人会问，整个中国文化不都是“多元一体”的吗?是的，就整个中国文化而言的确是如此，但各地区的表现形式却并不一样。譬如：中原地区主要是汉文化，江南一带的越文化已被融化在汉文化中，西藏主要是藏文化，而贵州既不属中原类型，也不属江南类型和西藏类型，它是“多元一体”的典型形态，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缩影。通过贵州文化这一典型，可以更生动、深刻地理解中国文化的“多元一体”性质，这正好是贵州文化对于研究中国文化的重要意义。当然，云南文化在某些方面与贵州文化有相似之处，但组成“多元”的情况并不相同。比方说，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的组成不同，受邻省的影响不同，与东南亚的关系不同，滇文化的传统不同等等。因此，尽管云贵在历史上、地域上紧紧相连，云南文化和贵州文化在许多方面是有其差异的。
最能明显体现贵州文化“多元一体”的莫过于它的文化载体——语言文字。由于贵州既是少数民族众多的地区，又是汉族移民占多数的地区，语言情况特别复杂，贵州的汉语方言属于“西南官话”，即川、黔、滇方言，它与我国南方的吴方言、闽方言、赣方言、湘方言、粤方言、客家方言不同，而属北方方言系统。这说明川、黔、滇三省与中原一带的文化渊源关系很深。贵州方言可划分为三个片区，即川黔话、黔东话和黔南话。这种差别，与汉族移民状况、少数民族分布以及受邻近方言的影响都有一定关系。在贵州，还有一些“方言岛”，它客观地反映了历史上的移民状况，例如：屯堡话与明代卫所屯田有直接关系。少数民族语言更加复杂，有属于侗壮语族的布依语、壮语、侗语、水语、毛南语(杨黄语)、仫佬语(木佬语)的，有属于苗瑶语族的苗语、瑶语的，有属于藏缅语族的彝语、白语、土家语的，有未定语族的仡佬语的，而在同一语种中又有若干方言、次方言和土语，其中苗语、瑶语最为复杂。这种多语共存的状况，反映了贵州文化的来源不同，文化载体不同，因而文化的内容和表现方式也各不相同。但是，由于各民族长期交往的结果，又表现出它的“一体”性。首先，贵州所有的少数民族语言，都属于汉藏语系，说明汉族与各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自古就很密切。其次，在各民族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汉语对少数民族语言产生了影响，例如：少数民族语言吸收了大量汉语词汇。反之，少数民族语言对汉语方言也产生了影响，例如：黔东话和黔南话因受当地少数民族语言影响在语音上有一定差别。再次，“双语”或“多语”现象在贵州颇为普遍，有的少数民族既说本民族语言又通汉语，有的少数民族除使用本民族语言和汉语外又兼通其他民族语言，有的少数民族一部分使用汉语，另一部分使用其他民族语言。同样，汉族中也有兼通少数民族语言的，但在比较多的情况下，以汉语为共同交流工具的情况最为普遍。
从宗教信仰上也可清楚地看到贵州文化“多元一体”的特征。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原始宗教比较盛行，但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在贵州也颇为流传，经过中国化了的佛教禅宗文化在贵州广为传播，伊斯兰教随着回族的进入传入贵州，近代又由欧美传入了天主教和基督教。贵阳附近的青岩古镇就是贵州宗教文化的一个缩影。在这里，儒学随着明代屯军的步履传入，办起了三五十家私塾和青岩书院，佛门弟子捧钵而来，建起了龙泉寺、慈云寺、朝阳寺、观音寺、迎祥寺、寿佛寺、圆通寺、凤鸣寺、莲花寺。道人云游至此，找到了洞天福地，于是修建了三皇宫、药王庙、黑神庙、川祖庙、雷神庙、财神庙、火神庙、孙膑庙、东岳庙、万寿宫。后来，天主教在这里设大修院和天主堂，基督教也建起了教堂，各种宗教同时存在。值得注意的是，儒、释、道三家合流在贵州极为明显，贵州有许多“三教寺”，有些佛寺为道人主持，有的宫观由和尚修建，有些庙宇分不清是佛是道，而镇远青龙洞既有宫观又有佛寺，还建有儒家的书院。道、巫混杂又是一个突出的文化现象，许多原始宗教大都渗进了道教的法事，例如：瑶族祭盘王的“还愿法事”，而道士又往往吸收原始宗教的巫术。
再看贵州的戏剧，其多元性特征也很明显。古老的傩戏在贵州有多种形式。彝族的傩戏“衬姐”较为原始，汉族的傩戏在黔北一带演变为阳戏，土家族、苗族、侗族、仡佬族的傩堂戏弄不清是自己产生的还是受汉族影响形成的，而这些傩戏大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道教的影响。贵州的花灯是由外地传来的，但因来源和分布地区不同，分为北路花灯、西路花灯、南路花灯和东路花灯。侗戏的产生受到祁阳戏、桂戏、花灯和傩戏的影响，布依戏也受到桂戏、彩调影响。黔剧源于贵州梆子、贵州文琴，而它们都是由省外传入的，兼收并蓄，吸取京剧、川剧而形成了黔剧。与此同时，京剧、川剧、评剧、豫剧在贵州也有传播。
总而言之，贵州文化汇百川而成巨流，来源广泛，共生共荣，相互影响，各具风貌，谓之“多元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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