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前后，一位江永县的妇女到了北京，大概是寻亲访友。她说的话北京人听不懂，她写的字北京人看不懂，结果她寸步难行，人们只好请北京市公安局的同志帮助她。市公安局的警察
拿着一张写有女书文字的纸，走进国家文字改革委员会大楼，请文字学家周有光先生辨认。这是女书第一次进入中国文化中心——北京，进入文字研究单位，进入著名学者视野。遗憾的是没有引起重视。当周有光先生经过仔细辩认而回答说不认识后，警察拿回有女书的纸就告辞了。
1959年，江永县按上级有关部门要求，编写了《江永县解放十年志》(稿)。这是一次内部刻印的材料，还没有来得及定稿就被搁置起来了，锁在县档案馆的文件箱里，没有传播到社会上。在这份材料里，有关于“妇女字”的简单介绍和一篇摹写的女书作品。这篇短文没有署名，是县志编辑人员根据县文化馆提供的材料编写的。
县文化馆的这份材料，是由周硕沂提供的。周硕沂1957年以前在县文化馆工作。1954年，他在上江圩乡葛覃村结识了一位精通女书文字的妇女胡池珠，从她那里得到了一些女书物件。他在1956年已整理出女书300多个，还准备进一步收集、整理女书资料。但是，1957年以后，他离开了县文化馆，回乡务农二十余年，原有女书资料全部散失。八十年代初，周硕沂重新回到了县文化馆工作，县文化局委托他执笔编写《江永县文物志》。这是湖南省地方志办公室给全省各县文化局的任务。写出的材料不是为了出版，而是为汇编湖南省地方志提供素材。在1982年刻印的文物志初稿中，有“蚊形字”一节，大约2000字，是根据《江永县解放十年志》(稿)的“妇女字”一节修改补充而成的。文中初步谈到了女书的流行地域、使用范围、记录土话等特点。周硕沂在编志期间曾去上江圩乡寻找胡池珠和其他会写女书文字的妇女，重新收集女书资料，但没有结果。因此他误认为会写女书的妇女已全部死亡，女书资料已不复存在。1982年的文物志初稿上有这样一段话：“但由于极左路线的干扰而终止了(调查研究)。原来收集的资料，已全部失落了。仅《江永县解放十年志》(稿)，尚录有用80多个异体蚊形字编写的一首歌可资参考。至于原来流行着这种文字的地方，因为原有能认识这种文字的妇女都去世了，现在已不再有人识识它了。”
1982年，中南民族学院政治系讲师宫哲兵在湖南南部进行民族文化的调查，来到了江华瑶族自治县。该县上游乡的负责人黄祖蓝先生告诉宫哲兵，他的家乡在江永县消江乡白水村，那里四、五十年代流行一种特殊文字，只有妇女懂得，称为“女书”。小时候，他看见姨娘跟一群妇女拿着纸扇唱歌，纸扇上写有稀奇古怪的字。黄祖蓝当时已小学毕业，但是对这种女书文字一个也不认识。根据这条线索，宫哲兵从江华县去到江永县，果然在消江乡白水村找到了一份女书物件。女书文字写在一块长约两尺、宽约一尺的浅蓝色的布面上，大约有800多字，内容是这件女书巾帕的主义——何西静一生的苦难经历。经询问知道，何西静不是这篇女书的作者。这份女书作品是上江圩乡的妇女胡池珠在几十年前根据何西静的口述写成的。
宫哲兵又到了县文化馆，请周硕沂担任向导，在上江圩乡进行了几天的调查。根据胡池珠女儿提供的线索，打听到上江圩乡蒲尾村有胡池珠的两位结拜娣妹：高银仙和唐宝珍。高银仙已是81岁的老太太，听说是调查女书，当时就兴致勃勃地在一张纸上写了几十个女书文字。写完后拿起纸来吟诵，并将这些女书文字一个一个地说明其意义。老人说家中有十几本女书书本，保存了几十年，从家中拿出三本。这三本女书，每本大约长五寸，宽三寸，由20页左右的黄纸线订而成。每页纸上从上而下，自右而左写满了奇特的文字。高银仙说，这三个本子的书名是《梁山伯与祝英台》、《三姑记、《王五娘》。《梁山伯与祝英台》讲的是一对青年男女恋爱的悲剧故事。《三姑记》描写三姑嫁给一个穷人后勤劳致富的故事。《王五娘》描写五娘出嫁后受到婆婆虐待的故事。高银仙不将家中其他女书拿出来，原因是其他女书大多是结拜姊妹之间的通信，其内容不宜让外人知道。宫哲兵将高银仙、唐宝珍两位老太太一起接到县城里，请她们读女书，讲女书文字的意思，终于将《梁山伯与祝英台》逐字翻译成汉文，并录了音。
根据这次社会调查和收集的女书资料，宫哲兵撰写了《关于一种特殊文字的调查报告》，公开发表于《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3期上。报告对女书文字的性质、结构、功能、使用、传授以及当地的语言、文化、民族、民俗等情况提供了调查材料和初步的分析意见。自此以后，女书开始为世人所知，并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注意。在美国第16届国际汉藏语言学研讨会上，会议主席、美国著名语言学家哈里·诺曼说：“这真是一个惊人的发现。”《汉语大字典》常务副主编、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李格非所说：“女书的使用范围只在两三个县，但它的影响和意义却是世界性的。”美国一位女学者在江永县女书流行的农村住了半年多，学习土话和女书文字。日本东京由女知识分子为主成立了女书学习小组。加拿大、美国、法国都有博士生选择“女书”做博士论文。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上，宫哲兵的著作《女性文字与女性社会》引起重视，许多国家的代表争相购买。法国女学者芭芭拉说：“女书是女人的圣经，真想不到在地球上的某个角落还有一种只供妇女使用的文字。”加拿大国际影视公司总经理杨跃青女士拍摄了一部高水平的女书专题片，在国际上有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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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海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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