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书文字的创造者是谁呢?当地有四种传说。其一是荆田村一名美女被选到皇宫做妃子，在皇宫里她根据家乡做女红的图案创造一种斜体文字，记的是当地的土话。其二是桐口村的盘巧被道县官府抢走。她在被关押期间根据家乡做花边
、做鞋样的图案创造了一种文字，写信托人带到家乡。其三是桐口村的九斤姑娘根据纺织图案创造了女人的文字。其四是当地妇女在做女红、纺织、唱歌时，集体创造了这种文字。以上四种传说，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都认为女书文字源于纺织女红的图案。
根据纺织女红的图案造字这种说法，是有根据的。
1.纺纱织布是当地妇女普遍的经济活动，这里家家户户都有手摇纺纱机和木制织布机。纺织时间一般是每年十一月至第二年的四月，女红则一年四季不停手。尤其少女，整日在闺楼上做女红消磨时光，被称为“楼上女”。
江永县道县妇女纺纱织布和做女红的特点有三：一是集体性，喜欢约邻为伴，三五成群；二是竞赛性，喜欢图案翻新相较巧拙；三是娱乐性，喜欢论诗唱歌，歌声如作。这些特点在《永明县志》上也有记载：“女子纺棉，每约邻为伴，相较巧拙，右手摇纺车，左手牵棉如丝，口中则歌声如作。”女书的创制与这三个特点都有关系。集体性是女性创制的社会基础，女书的创制，满足了妇女之间通信的需要；满足了记录歌词的需要。比赛纺织和女红的图案，必然导致图案种类多、花样多、丰富多彩，这为女书的创制提供了形体材料。
江永县道县妇女在过去有自己独特的节目——阴历四月初八斗牛节。这一天，村子里的未婚姑娘和仍在娘家的少妇，相邀为伴，到村子里附近秀丽的山林中或小河边，举行一次野餐。参加者每人自带若干食物，其中有几种是必不可少的：一是花蛋，姑娘们要在熟蛋壳上绘出自己设计的花纹图案；二是糍粑，要在糍粑的某一面用小刀刻一种绣花荷包的花样，每块糍粑的花样不能重复；三是花糖，用糯米和蜂蜜自制成糖块，再用黑白两色芝麻在糖块上镶上女红的一种图案。野餐前，姑娘们将三花食品轮流欣赏一番，比赛谁的食品玲珑精巧，谁的图案花样新奇美观，优胜者受到姐妹们的赞赏和羡慕。这一妇女习俗可谓独特，而独特的节日为女书的创造提供了条件，为了在竞赛中获胜，姐妹们一定会创造出多种多样的图案花样，如果有人将这些图案花样代表土话的音节，则开始了由图案向文字的过渡。
2.当地妇女自古以来擅长织花带和花被。《永明县志》说：“妇女精于织布，一巾一带，烂斑如古锦”。《湘侨闻见偶记》也说：“永明瑶女，织方纹花布，制颇古质，又有瑶带，亦织成花纹，其瑶巾尤洁，细如细洋布。”在花带和花被上，有各种各样的图案，这些图案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比较复杂的图案，大多是表现为动植物的鲜明形象，当地妇女一般可以说出各种图案的名字，如双凤戏萄、彩蝶纷飞、猎人捕鹿、盘王过海、天女散花等等。第二类是比较简单的独个图案，这些图案在女书中都可以找到相同或相似的文字形体。如
等几十种。当地妇女们说这些图案是古代的字，他们说这些字是母亲传下来的，她们照着这些字的样子织在花带和花被上。第三类是一些比较简单的汉字，被当作图案，如日、曰、小、井、入、工、艹、口、山、丫、巛、中、田、目等。这些简单的汉字大多可以在女书中找到相向或相似的文字形体。第一类图案在南方各省民间刺绣可见到，不过这里的图案种类特别多，它们虽然代表一定的意义，但还不能算是文字，第二类图案从形体上看好像是文字，但是它们既不代表固定的音，也不代表固定的意，不能算是文字。这些图案被吸收为女书以后，代表一个固定的音节，又通过这个音节表示固定的意义，于是就成为女书的符号。第三类图案本来是一些简单的汉字，用作花带花被的图案后不再具有文字的功能，吸收到女书以后又成为文字符号，这些符号首先用来记录江永土话的音节，由表音而音接表意。妇女们创制女书，最早的一批文字符号就是花带、花被上的第二、三类图案。
3.女书曾经属于女红的范围。上江圩乡新宅村的妇女欧阳爱珠说：“古时候上江圩的姑娘都很喜欢女红，即刺绣之类的手工劳动，她们往往在自己喜欢的小手巾上绣各种花鸟草虫，锁在一个小箱子里，到节日时大家拿出来比赛，看谁绣得最美、最巧，谁就是最出色的女子，而女书也属女红。”
在女书作品中，常常将女书文字称为“粗字粗针”，试举下几例：
今日高厅来出色
粗字粗针不比人
摆上台前来观看
观看粗针色不全
这是婚前坐歌堂的时候，将贺喜的各种女书摆在一个桌上供众人参观。
二人坐拢细言语
我不会时慢慢教
粗字粗针到贵府
只望姑娘请谅宽
这是一封姊妹结交书上的话，描写结拜姊妹坐拢一起，一个教另一个识女书的场面。
今日行文到贵府
粗字粗针不比人
不比书家知文女
开看详文理不深
这是行客之间的通信，一开始自谦，认为自己的女书写得不好，道理讲得不深。
将女书说成是“粗字粗针”，说明在女书创制的初期，文字曾经与刺绣是分不开的，那时的女书可能全部是用“五色线”将文字符号绣在巾帕上，女书也属于女红的一种。现已发现的女书巾帕中，也有用针线刺绣而成的，四周还绣有彩色花卉虫鸟，非常美观。道县田广洞村妇女高树枇藏有一件绣有女书图案的衣服，高银仙说很早以前妇女胸前穿的布兜上也绣有女书图案。在我们发现的几十本三朝书中，几乎每本书中都夹着彩色丝线和用红纸剪成的刺绣图案，这些都证明女书曾经与女红有密切的关系。
女书的一些书写特点恐怕也与女红有关系。例如，女书的文字形体为什么是倾斜的?往往右高左低，当地的一位妇女说，这是因为刺绣而造成的。左手一般拿布，左手拿布不可能与身体成90度垂直，往往是45度倾斜，这样右手拿针去刺绣才觉得方便、自然。刺绣完毕，将布再摆正了看，绣上去的女书图案必然是倾斜的，右高左低。风格一旦形成了，用笔在纸上写也是倾斜的。
再如，女书的重要笔划之一“O”，本来可以一笔写成，但是经过仔细的观察，发现高银仙、义年华在书写时总是用两个小孤笔合成。写成“()”，这也是与女红有关，在已发现的女书巾帕上，“()”总是用两根线合成，因为一根线是绣不出圆圈的，这种习惯流传下来，即使用笔书写也总是两笔合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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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海霞
内容把关：白嘎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