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楚史学经历了口耳相传的阶段以后，至楚人建国，便有了正式的史官和史学著作，故立“楚国史学”一目，专门阐述。白起拔郢以后，秦汉王朝实行郡县或郡国制度，虽没有总管荆楚地区的地方行政系统，没有统一记录荆楚一地历史文化的史官，也没有出现后世的方志专著，但也有很突出的
成就，其中，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编年记》和司马迁所作《楚世家》、《屈原列传》颇有代表性，故亦分列专目加上阐述。
(一)楚国史学
楚国自建国以后，有了专门的史官，也出现了史学著作。
楚国史官，见于记载的有史和左史。楚在王时，因夫人樊姬的进谏，起用孙叔敖为令尹，三年而成霸业，“楚史援笔而书之于策曰：‘楚王霸，樊姬之力也’”(《韩诗外传》卷二)。这位在楚王身边临事则“援笔而书”的“史”，就是楚国最早见于记载的史官。春秋中后期申公子亹为史官，德高望重，年老时，被称之为“史老”(《国语·楚语》)，这个史或许就是太史的简称。春秋后期楚人倚相为“左史”，被称之为“左史倚相”，也因德高望重，年老时被称之为“左史老”。楚昭王时，蔡姬跟随昭王燕乐，声称愿与昭王“生俱乐，死同时。”昭王即“顾谓史书之”(刘向《列女传》)。这个史显然就是在王身边以记言为主的史官。《礼记·玉藻》云，君王“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汉书·艺文志》则曰：“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记言记事是左史还是右史，可能因时代或国别而异，不可一律视之。从以上论述来看，楚国既有左史、也应有右史，也有史官之长太史(亦省称为史)。
左史倚相，是楚国最著名的史官。楚灵王十一年东征伐徐，左史倚相从征。灵王对右尹子革说：左史倚相，“是良史也”，“能读《三■》、《五典》、《八索》、《九丘》”等难读的古书(《左传》昭公十二年)。左史倚相不仅被荣为“良史”，而且还被尊之为“国宝”。据《国语·楚语》所载，昭王时，楚臣王孙圉访问晋国，晋定公设宴招待，席间，晋执政大臣赵简子问楚国何以为宝，王孙圉回答时所论楚宝，其中就有左史倚相。他说：“左史倚相，能道训典，以叙百物，以朝夕献善败于寡君(指楚王)，使寡君无忘先王之业；又能上下说(悦)于鬼神，顺道其欲恶，使神无有怨痛于楚国，”“此楚国之宝也。”左史倚相作为史官，“又能上下悦于鬼神”，表明此时楚国史官尚有兼及巫职的现象。左史倚相历经灵、平、昭、惠数代楚王之朝，被称为“良史”、“楚国之宝”，名声显著。其死后，一直到唐代郑樵作《通志》时，还认为《春秋左传》是楚人左史倚相所著。
楚国的历史著作也很有名。据《孟子·离娄下》所载，楚国史书《■杌》就是与晋史《乘》、鲁史《春秋》齐名的三大史书之一。楚庄王时太子学习的教材中就有《春秋》一书。战国时，“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成书)四十章，为《铎氏微》”(《史记·六国年表序》)。《■杌》、《铎氏微》都是楚人所编辑的著名史书。史学用作太子教材，并取历史“成败”成书以便君王观览，其“资治”的功能显然是第一位的。另外今传《春秋》、《春秋左传》、《国语·楚语》的原始资料和原著也无疑均出自楚史之手。
(二)云梦秦简《编年记》的价值
《编年记》1卷，计有53支竹简，共550字。出土于湖北云梦睡虎地11与秦墓。简法地记述了秦昭王元年(前306年)到秦始皇三十年(前217年)秦统一前后的大事，其与晋代出土于战国魏襄王墓中的汲■《竹书纪年》体例略同。同时，《编年记》也记载了作者喜的生平简历，又与后世的年谱类似。简文字迹有粗细两种，据整理者判断，从昭王元年到秦王政(始皇)十一年字迹较细，当为一次性写成；十二年以后的字迹较粗，应属续写部分。《编年记》的作者喜当即11号墓墓主人，生于秦昭王四十五年十二月，死于秦始皇三十年，享年46岁。他曾在秦始皇时代长期在安陆任官吏，先后担任过安陆御史，安陆令史、鄢令史等与法律有关的职务。他以当世人记当世历史，是最宝贵的一手资料。
研究战国的历史，编年是一大难点。《史记·六国年表》，错误不少，汲■《竹书纪年》止于魏襄王二十年(秦昭王八年，前299年)，无法用来核校《六国年表》的最后部分。《编年纪》记有90年的史实，并与《竹书纪年》交错，正好弥补了《竹书纪年》留下的缺憾。
那么，相对于《史记》而言，短短550字的秦简《编年记》，对于研究战国后期的历史，能起到怎样的拾遗补缺的作用呢?
首先，对于这一时期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编年记》与《史记》的记载略有出入。例如：《编年记》载“(秦昭王)十七年，攻垣、枳”。此条在《史记·白起列传》中是昭王十六年(前291年)，“起与客卿错攻垣城”；在《史记·六国列表》中记为昭王十八年，而在《史记·秦本纪》中，攻垣在昭王十五年，取枳在昭王十六年。对于这样一些误差，有的目前尚无法取决；有的则可据《编年记》而加以校正，还有的则说法虽异而其实相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当时各国所用历法不同，因此对于同一事件的记录便可能略有早晚，相差一年。具体地讲，素用颛顼历，以每年十月为岁首，而晋、楚用夏历，以每年一月为正月(岁首)，这样，发生在每年十、十一、十二月的事件，在晋、楚则为前一年，在秦则已为后一年了。因此，《编年记》的出土，对于我们讨论战国的年代学问题提供了一些新的材料。
其次，有些历史事件《史记》虽有记载，但颇为简略或不全面，《编年记》可以加以补充。例如：《史记·秦本纪》：“(秦昭王)七年，拔新城。”而在《编年记》中对这一战役过程有更详细的记录：“六年，攻新城”，“七年，新城陷”，“八年，新城归”。《编年记》中有关此类的记述还有多处，这便为我们进一步了解历史的进程提供了帮助。
再次，补《史记》之所缺载者。范睢为秦国名相，他的远交近攻战略，对于秦国最终能够先后翦灭六国，统一中华居功至伟。但此人心胸狭隘，妒贤嫉能，他设计陷害了秦国名将白起，而推荐自己的亲信郑安平出任对赵作战的大将。谁知郑安平不堪大任，战败后率兵降了赵，此事已令秦王大为恼火。以后他又推荐另一亲信王稽出任河东守，谁知王又与其它诸侯国私通，事泄而废诛杀。按照秦律，范睢荐人不善，与被荐者应属同罪，而《史记·范睢列传》对范睢的最后结局语焉不详，仅有“范睢免相”的记载。《编年记》则记曰：“(秦昭王)五十二年，王稽、张禄死。”此张禄即范睢，是范睢由魏亡命秦国以后所用化名。这一记载说明范睢死确与王稽之事有关，也印证了秦律中“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的有关条文。
秦灭韩国以后，《史记》有关其后事的记载，仅在《秦始皇本纪》中有“二十一年新郑反，昌平君徒于郢”“寥寥数语。而在《编年记》中则有“廿年，七月甲寅，妪终。韩王居口山”及“廿一年，韩王死。昌平君居其处，有死口属”两条记载。由此可知，秦在消灭韩国以后，即将韩最后一任国君韩王安迁居到了某山之中。而韩国的贵族们并不甘心国家的灭亡，于是于次年发动了叛乱。而秦国大约即由昌平君率军平定了这次叛乱，并驻军于此。韩王安大约也因为这次叛乱而被秦王改处死。
最后，正史之误。《编年记》中有这么一条记载：“今元年，喜傅。”这里“今”即指秦始皇。所谓“傅”，即指“傅籍”，是男子成年要履行的登记手续。《汉书·高帝纪》中有“傅，著也。言著名籍，给公家徭役也”的记载。以前的史家据《汉书》的有关记载，认为秦代与汉代一样，男子傅籍的年纪也是在二十或者二十三岁。但据《编年记》，作者喜时年仅十七岁，说明秦代男子傅籍的年龄大约应在十七岁。
另外，安陆置县。一般以《汉书·地理志》而定其始于汉，但据《编年记》则战国时即有此地，而墓主喜在秦始皇六年(前241年)还担任过安陆令史。
综上所述，秦简《编年记》尽管只有廖廖500余字，但在研究战国及秦代的赋役制度，地理变迁、重大历史事件的过程等等方面都有较高的历史价值，而且由于《竹书纪年》的散佚，它还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最完整的一部战国编年史。
(三)《楚世家》和《屈原列传》
《楚世家》和《屈原列传》都是司马迁所作，见于《史记》。
司马迁写《楚世家》、《屈原列传》，其资料来源，除了参考各种文献资料而外，还深入荆楚实地作过考察。
《史记·大史公自序》曰：迁年“二十而游江、淮”，“窥九疑(九疑山)，浮于沅(沅水)、湘(湘江)”。其具体路线，历代学者多所考证。大致从长安起程东南行，出武关至宛(今河南南阳市)。继而南下襄樊、江陵。渡江，溯沅水至湘西。又折向东南至九疑山(今湘南宁远县南部)。再从九疑山转向北上长沙，至汨罗(今湖南汨罗县)。然后，过洞庭，出长江，顺流东下，离开荆楚地区。《西京杂记》卷六曰：司马迁“乘传行天下，求古诸侯史记，续孔子古文，序世事，作传百三十卷。”这一传闻遗事，进一步表明了司马迁出游欲“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太史公自序》)的目的。
《史记·五帝本纪》太史公曰：“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传说帝舜南巡沅湘间，“崩于苍梧之野，莽于江南九疑”(《史记·五帝本纪》)。长沙马王堆地形图于九疑山就标有“帝舜”二字(详见地理部分)。司马迁远途疲劳特地到最南边的九疑山，显然就是为了寻访帝舜南巡的故事。
《屈原列传》太史公曰：余“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沈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司马迁“浮于沅”、“适长沙”，以及来到屈原怀石自沈的长沙郡的汩罗县，追寻屈原的足迹，凭吊屈原，其目的，显然也是为了向当地长者寻访屈原佚事。
当然，司马迁考察荆楚大地，显然不会仅仅是追寻帝舜、屈原的足迹佚事。其具体考察活动不见于记载者一定很多，如对郢都的考察等等。
司马迁将实地考察的材料与传世文献相结合，所写作的《楚世家》、《屈原列传》是谓信史。
《楚世家》是先秦楚国的通史，上溯楚史，直到远古时的先祖帝颛顼高阳，下止于楚王负刍五年，楚为秦始皇所灭，共两千多年的历史。是系统研究楚国历史文化的第一部著作。
屈原的事迹除了从屈作中获得了解外，今日传流下来的战国资料不见记载，这与屈原被流放有关。而司马迁特地立传叙说屈原生平事迹，弥足珍贵。
网页编辑：陈海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