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以后随着佛教和道教的兴起，巫术在衰落在过程中不仅逐渐汲取了佛、道的某些神祇，而且还兼容佛道的某些法术。虽然体系驳杂，但巫术固有的特点未变。
六朝时荆楚驱鬼避邪的法术甚多，据《荆楚岁时记》所载，岁时节日多有驱鬼避邪活动。尤其有趣的是，东晋初年，王子平(王澄
)为荆州刺史时，曾“以军为逐除”。即以军队包围并逐除疫鬼[1]。进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傩除活动。
预卜吉凶的卜具和方法在民间一直朝着简便演变。《荆楚岁时记》载：秋分，以牲祠社，“掷教(珓)于社神，以占来岁丰俭，或折竹以卜。”这里提到两种卜具和卜法，折竹以卜即是屈原《离骚》中所云“筳
”之卜，方法简便。这种折竹卜和草卜成为荆湘地区常用的一种卜法。“掷教( 珓
)”之卜的卜具，形同小蚌壳，故有“杯珓”之称。这种卜具，或直接用两片小蚌壳，或以竹、木制成蚌壳形作为卜具，投掷地上，依俯仰以定吉凶，故有掷珓和卜珓之称。楚人至迟在南朝已使用投珓占卜。唐人韩愈遇赦离开贬官之所途经衡山，游南岳庙，写有“庙令老人识神意，睢盱侦伺能鞠躬；手持杯珓导我掷，云此最吉余难同”[2]的诗句。表明这种投珓卜在荆楚成为一种常见的卜具卜法。
唐代江陵一带还流行一种瓦卜。元稹贬官江陵，见江陵城里“楚巫列肆，悉卖瓦卜”。瓦卜，即通过击瓦，出现“瓦兆”，并分析“瓦兆”以定吉凶。相传瓦卜产生于尧舜时代，类似龟卜又比龟卜简便，也成为荆楚一种常用卜具卜法。
在我国神话中，还有一位厕所神，名为紫姑。荆楚民间习俗，正月十五日晚上从厕所和猪圈旁迎接紫姑神，“以卜将来(即将到来)蚕事，并占众事”(《荆楚岁时记》)。请紫姑的占卜到宋代以后演变成扶乩卜，即箕下插笔，用人操作，在沙盘上画字，以卜吉凶，叫做“迎七(紫)姑”。
自六朝至明清，朝廷多有法令禁止淫祠和恶意害人的巫术，继东汉宋均之后，某些地方官也曾采取过严厉的措施。南朝梁武帝时，著名的无神论者范缜，一度出任宜都太守，在任期间曾禁祀夷陵伍相庙、唐汉三神庙、胡里神庙(《南史·范缜传》)。唐代开元年间，韦景骏任房州刺史，房州“俗参蛮夷，好淫祀而不修学校，景骏始开贡举，悉除淫祀”(《旧唐书·韦景骏传》)。据《国史补》卷上所载，肃宗年间，左震任黄州刺史时，还曾将诈骗钱财的女巫、恶少处死。但由于小农传统意识的影响，以及天灾人祸的困扰，淫祀巫风屡禁不止。[3]就荆楚州府所在的江陵而言，南朝梁陈之际仍然是“江陵多神祠，人俗恒所祈祷”(《北齐书·陆法和传》)。《隋书·地理志下》亦谓：“大抵荆州率敬鬼，尤重祠祀之事。”唐中叶柳宗元贬官湘南永州，也深有感受，他在《唐故散大夫永州刺史崔公墓志》中指出“惟是南楚，风浮俗鬼。”晚唐时，元稹贬官江陵就有“巫风燎原久”之感，并做《赛神》诗数首，其中有诗句曰：“楚俗不事事，巫风事妖神；事妖结妖社，不问疏与亲；年年十月暮，珠稻欲垂新，家家不敛获，赛(报祭)妖无富贫。……贫者日消铄，富亦无仓NB75B；不谓事神苦，自言诚不真”(《全唐诗》卷398)。
南宋时期江南一带流行“把门师”，危害甚大。长沙知县王师愈特向朝廷上疏请求加以禁止。他在《乞禁止师巫疏》中指出：“臣窃闻荆楚之俗自古信师巫，然而近世为尤甚，其最为害者有所谓把门师是也，言一家之事皆由其掌握也。有嫁娶不暇问媒妁，专信其勘婚，稍奉之不至则离间两家，致嫁娶失时者多矣。有疾病不敢求医药，专信其吓禁，稍奉之不至则恐动其亲属，不令侍奉，至有饥渴而死者多矣。比其死亡，则专掌其择地选日，稍奉之不至则托以山川之不吉，年月之未利，动经数岁不获葬埋，钤制其家嫁娶者又多矣。愚民无知，信其邪说，甘受此害者不悟，唯恐奉之不厚”(《历代名臣奏议》卷214)。“把门师”正是利用受害者的“不悟”而装神弄鬼，危害乡里的。
妖巫邪术骗人，病者信巫不信医，这是一个由来已久并较普遍的现象。元代揭傒斯说：“楚俗信巫不信医，自三代以来为然，今为甚”(《揭傒斯文集》卷3)。
杀人祭祀鬼神，在淫祀中最为恶劣。人祭是远古时代的一种恶习，商代以后逐渐被废除。《左传》昭公十一年载，楚灵王率军围攻蔡国遭到顽强抵抗，灭蔡后，灵王杀蔡太子祭冈山。但总的来讲，楚国官方早已废除人祭，此为仅见，属于特例。秦汉以后，人祭亦属严禁之例。但这种恶习在民间很难根除，就记载而言，民间人祭以宋代为甚。两宋朝廷曾两次下诏严惩以人祭祀。第一次是北宋中叶天圣年间，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0所载，仁宗下诏曰：“如闻荆湖杀人以祭鬼，自今首谋若加功者，凌迟斩之；募告者，悉畀以罪人家赀；官吏捕获者，其赏与获全伙劫盗同”。即为朝廷采取奖赏的措施打击荆楚杀人祭鬼者。第二次是南宋开国之君高宗皇帝，他在绍兴十九年下诏曰：“禁湖北溪洞(沅、澧二水流域)用人祭鬼及造蛊毒，犯者，保甲同坐”(《宋史·高宗纪》)。但即使皇帝下诏书禁止，人祭在宋代时有发生。北宋后期，哲宗时，王回任松滋令，“荆沔俗用人祭鬼，回捕治甚严，其风遂革。”[4]不过，杀人祭鬼的恶习主要是在江南。彭乘《墨客挥犀》卷2载：“湖南之俗好事妖神，杀人以祭之。凡得儒生为上祀，僧为次，余人为下。”《夷坚三志》壬卷四，对所用之人的等次讲得更明白，其载：荆湖杀人祀鬼，“得官员、士秀，谓之聪明人，一可当三；师僧、道士，谓之修行人，一可当二；此外，妇人及小儿，则一而已。”但实际用以杀祀者除过客外，多为偷窃或贩入的小儿、妇女。这些人祭现象直到元代尚存，但多在沅、澧二水流域一带。陈垣《元典章校补》阙文卷二所载：“体访常(常德，沅水流域)、澧等处人民，多有采生祭鬼、蛊毒杀人之家，比之故杀，情罪极重。”由于宋元官府严厉打击，到明清时人祭的现象不见于记载，当已革除。[5]
注解：
[1]
［南北朝］宗懔：《荆楚岁时记》引《晋阳秋》。
[2]
［唐］韩愈：《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诗碑，存南岳庙。
[3]
李文澜：《汉唐荆楚鬼神文化时代特征》，载《唐文化研究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4]
《宋史》卷345《王回传》。
[5] 张伟然：《湖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
内容把关：白嘎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