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的墓葬形制，仍然是以砖墓为主，只是结构比较简单而已。夫妻合葬墓中，往往将一面铜镜破为两半，夫妻各葬半边。这一时期荆楚地区比较有特点的墓葬形制是碗室墓，这种碗室墓是在土坑墓中，以碗层层叠放构成椁墙，然后在里面放置木棺葬人，也有的只在墓的顶部放几层碗。这种墓葬形制在荆楚
地区目前主要发现于武昌一带，数量也不多，但因其独特的风格而引人注目。
武昌洪山区黄家湾明朱显栻夫妇合葬墓是一座比较典型的碗室墓，其建筑方法，是在竖穴土坑内，以糯米汁拌石灰为粘合剂，将黄釉或青灰色釉粗瓷碗一个个套粘在一起，围成一个椭圆圈，如此由下至上一共砌成六层，并逐层内收，最后在顶部以一直行套碗封顶，两室均如此叠砌。共用碗五千余个。碗椁内再放置木棺。双室并列，男左女右，两椁室之间有孔相通。各有墓志一方，一面完整的铜镜被破成两半，各葬半边，男置头左，镜面朝下，女置头右，镜面朝上。[1]
武昌县土地堂发现的一座碗墓，是将瓷碗口朝下一个个倒扣套压，形成一摞摞的碗柱，南北20余行，东西10余行。瓷碗之下，便是墓主的尸体。[2]
由于明清以来特别是清代所修方志的大量保存，我们可以透过这些文献窥见这一时期丧葬礼俗的一些细节。总体上看，荆楚地区的丧葬习俗亦大同小异。“亲没，讣于戚友，沐浴敛毕，殡于中堂”。[3]而在湘中南一带，在入殓之前还要行“取水”仪式，“初丧，寝门、大门各处燃灯，曰‘引路’。旋鸣锣，导孝子于溪泉间清水浴死者身，以生时之冠服装殓”。[4]“既殓，服斩衰麻布，无麻布代以白粗棉布，外袭以麻”。[5]“而乡俗相沿，每用浮屠。戚里有丧，群相邀集，列坐达旦，声金击鼓，谓之‘伴夜’，相伴至两三夜者。三朝外多设酒食款客，谓之‘开吊’；吊客赙赠之钱，丧家多辞不受，无论亲族邻友，各分给白布一片，谓之‘散孝’，其费甚繁”。[6]然后是择吉地而葬，“庶民寒士无力者，数人舁棺至茔地浅埋而已”，[7]而富贵之家则“结墓多用石工斧凿经营，有一坟须数月告竣者”。[8]出殡之日，以幡仗鼓吹为前导，孝子扶柩而行直至葬所。
荆楚社会风俗，以其丰厚的内涵，较直观地反映出了荆楚文化的精神和特点。
社会风俗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地理环境、气候寒暖燥湿的不同，直接作用于其居民的生活方式和社会风俗。荆楚主要是个水乡泽国，气候温暖而湿润，素有鱼米之乡的美称，而以“饭稻羹鱼”为其饮食结构特点。处于防潮和取材之便，干栏式住房出现较早，一般居室多为竹质泥巴墙，汉代以后富有之家多砖瓦院落。因便于水上交通，木船比较发达，从小舟到大舫、楼船以及车船，不断更新，总是走在他域之前。
又由于气候及水土关系，楚地人的身体，一般比岭南人要长，比北方人苗条。尚细腰、修长、丰肉、微骨，是荆楚传统的人体审美观，其服饰打扮亦注重体现这种人体的审美情趣。
哲学、宗教以及政治法律的干预，对社会风俗具有重大的作用力。具体而言就是儒释道及历代朝廷的政治法律对社会风俗的作用力。这种作用力，在世界汉文化圈，尤其是整个中国都具有一定的共性。自然也存在一定的地域性。荆楚地区女子贞节观、婚姻等人生仪礼多用儒家礼法，明清时释道两家参与和影响丧事及岁时节令的力度不断增强。这些虽然与中原文化具有较多的共性，但巫风在婚丧中的影响显然比中原要强烈一些。
当然，山区及荆楚北境，尤其是西部山区，还是有一定差异的，如有的以小麦、玉米为主食；北境车船并用，用车较多；某些山区居民特别是少数民族习惯以人力背篓载物，至今尚存干栏式居室(吊脚楼)；某些少数民族儒化程度较低，婚丧礼俗不尊儒法。凡此等等，都存在着一定的亚区差异和民族差异。
注解：
[1] 蔡华初：《试谈明代碗室墓》，《江汉考古》1987年第4期。
[2] 杨锦新：《武昌县发现一座碗葬墓》，《江汉考古》1983年第1期。
[3] 光绪八年《黄冈县志》。
[4] 乾隆三十一年《酃县志》。
[5] 同治六年《通城县志》。
[6] 嘉庆十七年《祁阳县志》。
[7] 道光二十年《云梦县志略》。
[8] 嘉庆二十三年《善化县志》。
内容把关：白嘎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