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人称贾生，洛阳人，生于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卒于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他以十八岁而闻名郡中，二十余征召为博士，一年内提拔为太中大夫，汉文帝甚至打算用为公卿。年轻的贾谊在朝中危言谠议，提出很多改革主张，招致保守年长重臣的嫉恨，被谤以“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
。文帝将他派到临湘(今长沙)做长沙王吴著的太傅。贾谊在长沙四年，被召回朝，旋又派任梁怀王刘揖的太傅。几年后，刘揖骑马摔死，他引咎自责，年余而死，年仅三十三岁。
贾谊在长沙的经历，对本人和对荆楚地方，都很有意义。长沙至今有地名曰“太傅里”，有“贾太傅祠”，他的遗迹为后人长怀。贾谊有《新书》传世，其最早刻本是宋淳熙年间的潭州(长沙)刻本，自有印刷术，迄明正德间，这部书在长沙至少出了三个版本，淳熙本、正德本序跋中，都肯定此书是傅长沙时所为，今天看来，未必全部作于长沙，但这部书在荆楚的传播较他地为广。
贾谊的思想底色是儒家，这从《过秦论》中将秦朝灭亡归结为“仁义不施”，从他对孟子民本思想的继承发展都可以看出来。而任长沙国太傅后，贾谊一时间发生了出儒入道的变化，作品中染上荆楚道家思想的异彩。
从可望位至公卿的朝列，来到那时只有二万五千户人家、土地卑湿的长沙国，贬谪的心境是明显的，才二十多岁，贾谊就疑心自己难得长寿。初来长沙渡湘江时，他做了《吊屈原赋》，在长沙三年，又有——楚人称为“服”的不祥之鸟飞进他的舍邸，贾谊感其事，又做了一首《服鸟赋》。
比较一下这两首赋，可以看出他的思想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吊屈原赋》对“阘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的现实抒发满腹的忿懑，为“国其莫我知”而孤愤、惆怅，以“彼寻常之汙渎兮，岂能容吞舟之鱼”自我慰解，要“远浊世而自藏”。如果说这其中有“退隐”之意的话，还是孔子的“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精神。
《服鸟赋》中，流行于荆楚的老庄道家思想跃然而现。“忧喜聚门兮，吉凶同域”，与《老子》“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如出一辙，而且《老子》的这一名言，也被贾谊直接用于赋中。赋中还直接引用了《庄子》、《冠子》中的文句，如《庄子》的“天地为炉，造化为工”，人之形“千变万化，未始有极”，“无物不可”，“澹乎若深渊之静，泛乎若不系之舟”；《冠子》中的“水激则旱，矢激则远”等。很显然，贾谊在为长沙王太傅几年中，接触了许多楚地的思想与典籍，如《冠子》这部书，《汉书·艺文志》有著录，注解者称，作者是“楚人，居深山，以为冠。”经过秦始皇焚书，这部书在汉初的洛阳、长安肯定是不容易读到的，贾谊极可能是到长沙才读到它。在《服鸟赋》中，贾谊表达了对道家“大人”的“亿变齐同”、“至人”的“独与道俱”、“真人”的“独与道息”的认同与景仰，显示了一种在他身上前所未有的旷达的人生观。司马迁从这首赋中读出了“同死生，轻去就”的意蕴。
荆楚文化赋予贾谊的，是使他成为中国传统士大夫所谓“儒道互补”人格的第一个范例。
内容把关：白嘎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