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字退之，河阳(今河南孟县)人，而自谓祖籍在昌黎。生于唐代宗大历三年(768年)，卒于穆宗长庆四年(824年)。贞元十八年(802年)年底，他被贬至岭南连州阳山县任县令，随后任江陵法曹参军，历任国子监博士、河南令、史馆修撰、中书舍人、淮西节度使行军司马等职。元和十四年(819年)以谏诤皇帝佞
佛事，流岭南任潮州刺史，穆宗即位，任国子祭酒，吏部侍郎。
韩、柳、刘三人中，韩愈于荆楚缘分稍浅，仅永贞元年(805年)为江陵法曹参军半年，加上前此在郴州等待此项任命的三个月，亦不足一年。但是，就是这几个月时间内，韩愈写下了他的主要哲学论文。
韩愈是中唐文学复古运动的巨擘，同时，他还是思想复古运动的先行者，“文以载道”口号应能提示他文章背后有“道”。“复古”也能出新，韩愈的意义在于：他穿凿了“义理”这个孔道，将儒学曲折发展的干流取直，让后世儒学直接承接孔孟；他摒弃汉代经学与魏晋玄学的传统，使儒学的这两大曲流变成了盲肠河；他将孟轲的地位由与荀子、扬雄等列而提高为“亚圣”。这些，对后世儒学影响甚为深远，宋代以后，韩愈作为理学先驱，地位就越来越高。
完成于荆楚的《原道》、《原性》等五篇论文，集中体现了韩愈的儒学思想。
1.论“道”
如何让儒学直承孔孟?《原道》提出一个“道”的传承的统序：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孟轲次第相传，孟轲死而不得其传。尧舜至文武，代表“道统”的是圣君，“道统”与王统合一，道见于政治；周公至孔孟，代表“道统”的是人臣，是师儒，“道统”与王统分离，道见于言说。韩愈本人当然也想当“道统”的代表，宋朝以后，理学诸儒成了他的知音，在表彰他追溯“道统”之功时，也顺水推舟地在“道统”的神龛中摆放下韩愈的牌位。
在他看来，汉有经术训诂之盛，魏晋有义理玄谈之崇，却依然在“道统”之外。
什么是“道”?韩愈认为，道，即是先王圣人之教，就是由仁行义。《原道》开篇即曰：“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他是最早将“仁义道德”的大旗一并竖起的人，但其真实意图，还是在于剥夺道家、佛教的道德力量，而将这种力量完全夺归“圣人”。他说：“老子之所谓道德云者，去仁与义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而尊崇佛教，就是“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
韩愈论“道”，总是不离社会生活的范畴。他认为，“如古之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所以必须遵循古圣人所教之“道”，也就是社会政治生活的秩序，即：为君者当出令，为臣者应当行君之令而致其民，为民者“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财货以事其上则诛”。看来，这个“道”相当狰狞。不过，韩愈时代的问题在于：强横的藩镇威胁王统，专权的宦官扰乱君令，寄生的僧道虚耗民财。他如此论“道”，当然有要求维护皇帝权威与政治稳定的目的。
2.论“性”
《原性》讨论了人性论问题。韩愈吸取了董仲舒的性三品论，又以“情”论作为补充与发展。他认为，人性是生与俱来的，具有仁义礼智信五种品质；人情是人性与客观世界发生关联后派生出来的，具有喜怒哀惧爱恶欲七种感受。人性人情皆分三个品级：上品之性“主于一而行于四”，即以恰如其分的“仁”为核心或基石，而以义、礼、智、信为其人性的实现，其于七情，则能够守住“中”这个度；中品之性，其于“仁”或过或不及，其于义、礼、智、信或驳杂不纯，其于七情，则亦有过与不及之偏，但还能追求合于“中”；下品之性，则反乎“仁”，而悖于义、礼、智、信，其于七情，则任其过与不及，直情而行。
对于孟子“性善”论、荀子“性恶”论及扬雄“性混善恶”论，韩愈都有所批评。他认为，孟、荀都是“得其一而失其二者”，而扬雄则是“举其中而遗其上下者”。他承认，后天的因素可以使“性”发生细微的变化，性之上者，教与学可使其愈明；性之下者，威怖之可使其寡罪，但是，性的品级则是不会发生变化的。与董仲舒一样，韩愈的人性论学说也是为了给封建统治秩序制造依据。
内容把关：白嘎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