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北的古人类文化遗存
古
人类是人类的最初阶段，即猿人、古人和新人。在地球新生代第四纪初期出现了猿人。猿人与猿猴的根本差别是猿人会制造工具，能打制出粗糙简单的石头工具用来与自然界作斗争，求生存，而猿猴则不会制造工具。在漫长的时代，通过劳动，人类本身也在不断进化，由猿人进化到古人，由古人再进化到新人，这个漫长的用打制石头工具的时代称为旧石器时代，也就是人类最初的历史时代。
塞北地区最早发掘和研究的旧石器时代遗址，是新中国成立前法国人德日进、桑志华等人发现的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河套人及其文化，距今约5万至37万年，而旧石器时代早期、中期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在70年代以前却是空白。从70年代初期开始，塞北地区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工作填补了这个空白，发现了塞北地区的远古遗存——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大窑旧石器时代石器制造场，把塞北的历史提前到距今50万年的旧石器时代初期；不仅如此，而且对河套人及其文化等遗址也做了大量工作。
(一)大窑旧石器时代石器制造场
遗址位于呼和浩特市东北郊保合少乡大窑村南山(即兔儿山)。这里是大青山前的丘陵地带，村前有兔儿山、骆驼山和凤凰山，这些山地层很特殊，是地球最古老的太古代的花岗片麻岩和燧石构成，它的上面直接覆盖的却是地球新生代第四纪更新世中期至晚期的黄土。地球的历史很长，距今约有50亿至60亿年，地史学者把地球的历史分为五个大段，即太古代、元古代、古生代、中生代和新生代，每个大段代下面又分若干纪，纪下分若干世，世下分若干期。新生代第四纪距今300万年开始，包括更新世和全新世，从距今1万年开始是地球全新世。地球新生代第四纪最大的特点就是出现了人类。大窑村一带山的地层经历了元古代、古生代、中生代等很长久的历史时代，却没有沉积物，因此这里燧石露头很多。这样的地层，地质学者对它很重视，并命名为“大窑组”，代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到山西之间的典型地层。燧石是古代人类打制石器最理想的原料，这里有可以随意选择的理想的而又取之不尽的燧石，而且还有可以避风雨的山洞，因此是猿人、古人和新人打制当时的生产工具——石器的好场所。内蒙古考古工作者经过多次调查，于1973年发现了这个遗址，又于1976年至1983年经过复查和发掘，确定了大窑旧石器制造场遗址[1]。考古工作者发掘出人类有意识打制的石片、石核以及石器的半成品，还发现了人类用火的灰烬，同时发现有与人类的遗物、遗迹同时伴存的动物化石，它们分别存在不同的地层中。这些人类文化遗物、人类活动的遗迹以及动物化石，经现代科学方法测定，它们分别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中期以及晚期的遗物、遗迹，也就是说，距今50万年左右，与北京周口店中国猿人北京人生活时代大致相当，大窑这里就有人类在利用燧石打制石头工具，而且规模不小，延续的时间又长，从距今50万年至1万年前均有猿人、古人和新人在这里打制石器。大窑旧石器时代石器制造场是目前塞北地区最古老的人类文化遗迹。
因为大窑遗址是石器制造场，做好的石器被当时的人们拿走使用了，所以这里出土的多为石片、石核以及半成品和废品等，很少有精制的石器。这些石制品都是从大燧石上开采的，有的大燧石上经历了几十万年不同时期的开采，疤痕累累，四周散落大大小小的石块，有的现在还可按开采痕迹将散落的石块补贴到大燧石上。取之不尽的大燧石周围，有着许多大小石块和数不清的石片、石核、石渣，充分显示了远古人类打制石器的宏大规模。这里打制的石器器形偏大，有石核、石片、刮削器、尖状器、砍砸器、石球、石锤等，其中刮削器、砍砸器居多。刮削器又有凸刃、凹刃、圆刃、双刃、多边刃以及龟背形等。龟背形刮削器和石球在早、中、晚地层中均有出土。石器在早期较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变小。这里制作石器的方法都是采用锤击法，颇具特色。龟背形刮削器是大窑石器制造场特有的典型器物(图1
[2]这种用来制作刮削器的石片，采用一面加工方法，使石片背面隆起呈龟背状的刮削器，很适用于剥兽皮、刮兽肉等。早、中、晚地层中大大小小的石球，则是当时人类用于打击野兽的工具。总的来说，从大窑石器制造场制造的石头工具来看，是适用于畜牧狩猎经济的。从不同地层中伴出的各种动物化石来看，在50万年前，大窑这里是气候温和，草木丰茂，各种野兽出没于森林、草原之中的地方。塞北地区的古人类，就是利用这些打制简陋、粗糙的石头工具与大自然作斗争，开创了塞北地区的人类历史。
大窑旧石器时代石器制造场的发现和发掘，对内蒙古和全国来说，都是考古的一个重大发现，它不仅将塞北地区人类历史向前推进了几十万年，而且证实了中华民族古文化发祥地并非只有黄河、长江流域，塞北也是中华民族古文化发祥地之一。经过科学的考古发掘，大窑这样大规模的旧石器时代从早期到晚期的石器制造场，形象地反映了几十万年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自然界的变迁，为我们研究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分布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资料。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样的遗址在国内外还是少有的，因此，无论国内还是国外的专家学者对大窑遗址都很关注。虽然至今我们还未发现旧石器时代早、中、晚期的人类化石，但是这众多的石头工具无疑是古老人类有意识打制的。虽然大窑遗址与北京猿人是同一时期的，但决不可能是北京猿人从周口店走到塞北来打制石头工具的。当时人类还处在最初阶段，自然地理等条件又那么恶劣，因此可以断定：大窑这一带是当时在这里的塞北地区的猿人、古人和新人打制石头工具与自然界斗争以求生存和发展的场所。塞北地区与大窑石器制造场文化特征相近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在呼和浩特市郊区乃莫板、乌兰察布盟卓资县境内等地都有发现[3]。可以预期，古老的塞北人类化石迟早会被寻找到的。
70年代以来，在中国各地旧石器时代文化有不少新的发现，考古研究工作随之深入提高，不仅研究各地区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水平、各自特点和与其他地区的相互关系，而且对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也进行区系类型的研究。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文化面貌丰富多彩，并非出于一源，而它们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因为文化的发展是能动的，各地之间的差别在不同时期又是有所变化的，而且相互邻接地区的文化又在长时期中互相影响和渗透，所以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存在一些共同的因素，这就形成了中国史前文化既是多样的，又是有内在联系、相对统一的。旧石器时代人类还处于初级阶段，虽然各地区之间互有差别，但是谱系还不那么繁复。随着人类社会、文化的发展，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开始，谱系逐渐繁复起来，相互关系也逐渐错综复杂。
根据目前全国的资料，1992年中国云南、安徽、甘肃和宁夏等地不断发现人猿超科化石，这些化石的发现，填补了从猿到人的过渡类型的缺环，为研究人类起源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中国成为研究世界人类及其文化起源和发展的重要区域，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也至少可以追溯到一百七八十万年以前，分早、中、晚三期，自始至终都具有独特的风格，而不同时期的文化又有明显的差异。目前学术界研究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谱系是将全国分为两个大区，从最广义来说，分为华北和华南两个大区，因为这两个大区地域太大，各自内部又有差别，从而形成相互区别而又有联系的不同的两个地区。华北地区是泛指秦岭、淮河以北的广大地区，华北地区又分两个系统。塞北当属华北地区。大窑出土的石器，无论从器形上看，还是从制作技术上看，都与山西襄汾的丁村[4]和怀仁的鹅毛口[5]遗址出土的石器极相似，显示了它们同属一个文化发展系统，它们之间关系密切，均属华北地区的“稦河——丁村系统”，或称“大石片砍砸器——三棱大尖状器系统”。从时代来看，大窑遗址晚期的大窑文化晚于丁村文化而又早于鹅毛口遗址，它“成了从丁村文化向鹅毛口文化发展中的阶梯之一”[6]。华北地区另一个系统为“周口店第一地点[7]——峙峪系”[8]，又称“船头状刮削器——雕刻器系统”，属于这个系统的遗址分布甚广，包括河北、山西、陕西三省的北部和宁夏、内蒙古、辽宁三省区的南部。总起来看，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两个文化系统的分布虽然各有疆域，但是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大发展时，由于石器向普遍细化发展以及制作技术的进步，原先两个文化系统的分界逐渐不太清晰了，所以塞北地区的大窑遗址与“周口店第一地点——峙峪系”的遗址交织在一起，而又各自有一些特色。这反映了中华史前文化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同时得到了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