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瓯脱
《史记·匈奴列传》载：“东胡王愈益骄(傲)，西侵(向西侵犯)。与匈奴间中有弃地，莫居千余里(东胡与匈奴中间有一段距离千余里、彼此都不在那里驻牧的废弃之地)，各居其边(彼此仅驻牧于弃地的边界处)为瓯脱(瓯音欧)。东胡使使［者］谓冒顿曰：‘匈奴所与我界瓯脱外弃地，匈奴非
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顿大怒，遂东袭击东胡，大破灭东胡王，而虏其民人及畜产。”
“瓯脱”是什么意思?历代封建学者解释各不相同：有的说它是“界上屯守处”或“境上斥候之室”，有的说它是“作土室以［窥］伺汉人”，或说是“土穴”，或说是“地名”[1]。
以上解释都是附会之辞。清人丁谦驳斥说：“传既明言‘弃地莫居’，又言‘各居其边为瓯脱’，则瓯脱指弃地而言，原极明析。且细读本文，并无防守之义。抑知地亘(音鲠，地域绵长之意)千里，何能遍守?既无人居，守之何为?要之，瓯脱二字为当时方言，今难确解，然大意不过谓不毛之地，不足以居人。何所见而曰(怎见得就说是)‘作土室以伺’，又何所见而曰‘境上候望处’耶?”[2]
丁谦虽驳诸家之说，但也没有把瓯脱解释清楚。其实，瓯脱就是匈奴语边界的意思，原文已经说得明白。所谓“各居其边”的“间中弃地”，就是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所说的原始部落间的“中立地带”。
东胡与匈奴是公元前3世纪同时在我国境内兴起的两个强大的对立的部落联盟和部族。东胡游牧于今辽河上游的老哈河、西拉木伦河流域，在匈奴之东，互相毗邻，故两者之间需要以瓯脱作为缓冲的“中立地带”。恩格斯说：“在语言接近的各部落中间，这种中立地带比较狭小，在语言不接近的各部落中间，中立地带比较大。”东胡与匈奴的语言不同，故两者之间的瓯脱占地竟达千余里之广。恩格斯还说：“由这种不稳定的疆界隔开的地区，乃是部落的公有土地，而为相邻部落所承认，并由部落自己来防卫，以免他人侵占。”[3]因此东胡要想侵占这片土地，也先经过派遣使者前往索取的交涉手续；而索取这片土地的企图，便遭到了冒顿单于的大怒和反击。
匈奴除了在东边有瓯脱与东胡作缓冲之外，在南边与汉朝毗邻的云中郡(治所在今内蒙古托克托县)和朔方鸡鹿塞(在今内蒙古杭锦后旗西)等地也有瓯脱。而且还派驻边防部队在瓯脱周围担任巡逻、警戒，边防部队由瓯脱王负责统帅。这从《汉书》卷五四《苏武传》载匈奴在云中瓯脱捕得汉人生口，《匈奴传》载被匈奴征服的西?部落在南逃过程中打败了瓯脱巡逻部队的拦截才得逃出，及同《传》载昭帝元凤元年(公元前80年)汉朝捕得匈奴的瓯脱王等记载可以证实。
以上根据汉文文献资料考订出10个匈奴语汇，其余尚有逗落(义为墓冢)、径路(宝刀)、服匿(陶缶)、
蠡(干奶酪，音觅黎)、監酪(乳汁)5个语汇也能考出它的确切语义。因林干著的《匈奴通史》第九章语言部分已有详论，故此处不再重复。
上文说过，研究匈奴语言，必须把他族语言与匈奴本族语言相区别。但有些外国学者因为不懂中国史文，往往误引《晋书》卷九五《佛图澄传》所载天竺(古印度的别称)人佛图澄，在公元328年(晋成帝咸和三年)羯胡首领石勒准备与匈奴首领刘曜作战之前，对石勒所说的一段“羯语”当做匈奴语来看待，并以之作为匈奴语属于蒙古语的证据，这当然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其中以蒙古学者纳·义喜扎木苏和策·道尔吉苏荣二位的误解最具有代表性[4]。
其实，《晋书》的那一段“羯语”与匈奴语风马牛不相及。《佛图澄传》载：
“及［刘］曜自攻洛阳，［石］勒将救之，其群下咸谏以为不可。勒以访澄，澄曰：‘相轮铃音云：秀支、替戾冈、仆谷、劬秃当，此羯语也。秀支，军也；替戾冈，出也；仆谷，刘曜胡位也；劬秃当，捉也。此言军出，捉得曜也。’又令一童子洁斋七日，取麻油合胭脂，躬自研于掌中，举手示童子，粲然有辉。童子惊曰：‘有军马甚众，见一人长大白
，以朱丝缚其肘。’澄曰：‘此即曜也。’勒甚悦，遂赴洛距曜，生擒之。”
这样一段羯语，与匈奴语有什么相干?且佛图澄明言是“羯语”，亦即羯族的语言而非匈奴族的语言。根据《魏书》卷九五《羯胡石勒传》的记载：“羯胡……其先匈奴别部，分散居于上党武乡(今山西榆社县北)羯室，因号羯胡。”羯族的祖先虽曾隶属于匈奴为“别部”，所谓“别部”者，为指政治上的隶属，非指种族或民族的同一。且羯族与匈奴异种(羯族属西域种，与中亚石国有关)，已为多数中外学者所公认。其中尤以我国著名学者谭其骧教授著《羯考》[5]及唐长孺教授著《魏晋杂胡考》三《羯胡》[6]二文的考证最为精辟并为国内外学者所重视。
匈奴从公元91年西迁，至374年击灭居于今顿河以东的阿兰人，在中亚一带停留了约200年；其后又入侵欧洲，于5世纪在今多瑙河中游及匈牙利周围建立了一个匈奴王国，离开漠北本土的时间共约400年。在这400年的漫长岁月中，匈奴人与中亚和东欧各族人众混杂，它的语言自然混入了不少他族的语言，或受到他族语言的影响而发生变化。但任何一种语言都是比较稳定的，不易因被他种语言的混杂和影响而丧失自己的基本语汇、语音和语法。因此考察一下西迁后的匈奴语言，对于研究西迁前的匈奴语言，也不无参考价值。
在国外，由于匈奴王阿提拉(Attila，公元445—453年在位并独揽王权)对欧洲的历史影响巨大，故研究阿提拉及以他为首的匈奴王国的论著很多，涉及匈奴语言的部分也不少。其中以鄂图·敏岑海尔芬(Otto.J.MaenchenHelfen)所著《匈奴人的世界》一书[7]第九章《语言》一章论述匈奴人的语言较为详尽，且书中充分利用东罗马帝国时期遗留下来的匈奴王国的语言材料去进行研究，故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都比较高。
敏岑海尔芬认为，匈奴语的读音体系与希腊语和拉丁语的读音体系都不相同。因此使用非匈奴语的文字符号去翻译匈奴语，往往会歪曲匈奴语所使用的各种词汇。何况匈奴语中有许多名称并不是匈奴人对自己的称呼，而是别的民族对他们的称呼。东罗马帝国的早期和晚期，匈奴人的语言也有些变化，有些名词甚至被讹传。
敏氏说，阿提拉王国中包括了许多操不同语言的人众，除阿兰人外，还有讲拉丁语、日耳曼语、希腊语、伊朗语的。有的学者认为，阿提拉(Attila)这个名字就是一个日耳曼化了的日耳曼语的名字。阿提拉的哥哥布来达(Bleda)这个名字也是一个日耳曼化的名字。很少有人能像普利斯库斯(Priscus)[8]那样懂得匈奴语及他种语言，故他在阿提拉宫廷中能分辨出小丑泽科(Zerco)在表演滑稽剧时所说的是混杂的匈奴语和哥特语。
此外，敏氏还列举了不少阿提拉王国中的重要人物的名字，证明这些人的名字都是外族语化了的名字，以说明当时匈奴语的混杂情况。敏氏举例说，匈奴王国覆亡(公元468年)后，在东罗马帝国军队中有一个军官，他是匈奴人，他的名字叫Apsik(或写作Apsiq)，这是阿兰语Apsa(马)和土耳其语—ok、oq(小马)之义。但敏氏认为，在阿提拉王国的匈奴人中，仍然是以突厥语的名字占优势。
敏氏还引用其他学者的论证，辨明匈人(Huns)和匈奴(Hsiung-nu)是同一个民族，故不必怀疑欧洲的匈奴人所讲的语言和东方(即西迁前)的匈奴人所讲的语言是一样的，即他们所讲的都是突厥语。他认为匈奴人讲突厥语已有很长的一段历史了；此外，在匈奴部族中也包含着讲突厥语的部落，这一点也应该承认。
敏氏在《语言》一章的“结论”中说：由部落名称判断，大部分匈奴人肯定是讲突厥语的。例如Ultinur和Bug-cor这两个部落名称都是突厥语的名称，都是用突厥语cur或cor收尾的。此外，突厥语名称中还有一个常见的收尾是-gur，而在匈奴部落中的Kutrigur、Utigur、Onogur、Bittugur、Tongur、Ugur等部落名称，gur的收尾也经常出现。
注解：
[1] 《史记·匈奴列传》三家注引各家之说及《汉书·匈奴传》上颜注。
[2] 《汉书·匈奴传地理考证》，见浙江图书馆丛书。
[3] 上引恩格斯各句，俱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译本第四卷第87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一版。
[4]
分别见纳氏《匈奴之起源及其社会制度》和策氏《北匈奴的坟墓》二文。又，前苏联学者H.A.阿利斯托夫及德国学者奥·普里察克也误以那段“羯语”为匈奴语，不过他们二位认为匈奴语属突厥语，非属蒙古语。
[5]
原载《益世报》1947年1月9日《历史与传说》第1期，后收入谭著《长水集》上集，198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
[6] 载唐著《魏晋南北史论丛》，1955年三联书店出版。
[7] 英国伦敦加利福尼亚出版有限公司1973年出版。原文为英文。
[8]
普利斯库斯为东罗马帝国派往阿提拉匈奴王国的外交使团的成员之一。他回国后写了一本《纪行》，记述公元440-472年间在阿提拉王国的所见所闻，原文为希腊文。这是匈奴人在欧洲活动的最真实的第一手资料。后因《纪行》散失残缺，故以“残稿”之名流传于世。近代英国历史学家吉朋(Gibbon)在其名著《罗马帝国衰落的历史》一书中曾利用这份“残稿”。
实习编辑：小红
内容把关：白嘎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