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卑属东胡族系，它的语言属阿尔泰语系中的蒙古语族。但“五胡十六国”以前的鲜卑语，史书留下的资料不多，故国内外学者研究它的很少。日本学者白鸟库吉在20世纪初，曾先后发表了有关东胡各族的语言论文十多篇，后集为《东胡民族考》(实即“东胡民族语言考”)，经我国学者方壮猷译成汉文，于1934
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分上下两编。上编考东胡、乌桓鲜卑、慕容氏、宇文氏、吐谷浑氏、乞伏氏、秃发氏、拓跋氏；下编考地豆于及靅、失韦(室韦)、羯胡、蠕蠕(柔然)、库莫奚等。其中“乌桓鲜卑考”，计考鲜卑郭洛带、作乐水(饶乐水)、乌侯秦水、檀石槐、祁连山、弹汗山、乌桓山等7个语汇。所用方法仍是比较语言学的方法。
该书开头有一篇由我国学者傅运森撰写的序言。序言说：白氏此书，虽用力至勤，但他采用各个不同时代的史书和各种不同民族的语言与鲜卑语互相比较，甚至用现代西方学者所编的各种语汇与鲜卑语比较，并从相同或接近的语音中去探求鲜卑语的语义，因此竟至误认“鲜卑语之可孙与匈奴语之阏氏语一脉相通”。序言还说：“白鸟氏此考十余篇，其体裁大率类此。搜罗务为广泛，尤置重于各民族之语言，不分中外古今，强为比附，因之其结果不免于失败。例如以汉初之阏氏，竟断为唐时可敦之转讹，而以现今通古斯语谓妻曰ɑi者为证，不惜颠倒中国数千年之历史，是岂合于考据之规则耶?”但序言并没有全盘否定白氏之书的价值，如谓“此书引证繁博，可利用之，藉省吾辈检视各书籍之劳”。此外如考证东胡并非通古斯及“乌侯秦水”诸考，序言中亦肯定它有可取之处。
白氏之书，下编有“羯胡考”。然而羯胡并非东胡族系，乃西域种族，上文已经论证。白氏把羯胡语归入东胡语系之中，已属不当。且白氏在羯胡考中，共考了(1)匐勒、(2)秀支、(3)替戾冈、(4)仆谷(5)劬秃当5个语汇，仍用对音方法，其中有用突厥语音与匐勒语音对，有用女真语音、满洲语音和朝鲜语音与秀支语音对，有用蒙古语音与替戾冈语音对，有用通古斯语族之Gold语音和满洲语音与仆谷语音对，有用通古斯语音和蒙古语音与劬秃当语音对。这样仅凭对音去探索和诠释语义，岂能获得确切的结论?何况羯胡语又不是鲜卑语!难怪我国著名学者缪钺教授早年就指出白氏的“鲜卑语言考”牵强附会[1]!
1930年，方壮猷在《燕京学报》第8期发表了他的《鲜卑语言考》。文中考释“国号人名”6个，“王号人称”7个，“地名”5个，共考释鲜卑语汇18个。考释方法一如白鸟库吉所用的比较语言学的方法，即主要凭对音。其考释结果，文中“结论”说：鲜卑语之“鲜卑”，其义为祥瑞；“慕容”义为富；“吐谷浑”义为尘土；“乞伏”义为儿子；“檀石槐”义为灵异；“皏铎”义为黠慧；“可寒”义为皇帝；“可孙”义为王后；“莫贺”义为父爷；“磨敦”义为母、妈；“阿干”义为兄；“赀虏”义为奴；“处”义为尔、惟；“祁连”义为天；“弹汗”义为白；“饶乐”义为黄；“乌侯秦”义为土；“屈海”义为青海。“按上述18语中，可以蒙古语比拟者得15语，可以通古斯语比拟者得11语，可以土耳其语比拟者得7语。故白鸟库吉据此以为鲜卑民族属今蒙古种及通古斯种之混合种之证也。”
方氏最后说：“按人种学家考定某种民族应归入何种种类时，或从体质学方面研究，或从史地学方面研究，或从考古学和民俗学方面研究，或从比较语言学方面研究。今上述古代民族消失已久，而留下之资料为数极微，故欲求此等民族问题之解决，须有待于考古学之发达，地下新资料之发现，然后乃能作出定论。今采用比较语言学的方法，虽不能视为解决此问题之钥匙，然亦不能不视为解决问题之一大启示。”
方壮猷先生最后那一段话是对的。只有依据文献记载(史地学)和出土实物(考古学)才能探明鲜卑语言的真义和消除各家的猜测。兹以“鲜卑郭洛带”为例，过去各家对于这个词说法不一，然大多以《史记·匈奴列传》张晏的注释为依归。张晏云：“鲜卑郭洛带，瑞兽名也，东胡好服之。”除“鲜卑”作为一个民族名称已为一般人所了解外，若作为一个器物名称——“鲜卑”或“鲜卑郭洛带”究属何物，是何形状，其语义何解，则学者间大多难于作答，或答而不确，或答而不详。白鸟库吉曾引用张晏之说，论定“鲜卑二字，仅祥瑞之义，既非指带，亦非指钩，明矣。然因附于带上之钩，其一面刻镂鲜卑兽之形，故通常遂将此带或钩曰‘鲜卑’耳”。方壮猷亦曰：“依据张晏谓‘鲜卑郭洛，为瑞兽之义而求其语源，则满洲语谓祥瑞吉兆灵异曰Sabi，谓禽兽曰Gurugu。可见‘鲜卑郭洛’即满语Sabi-gurugu之音译，瑞兽之义也。……‘鲜卑’原为满洲语祥瑞吉兆之义，因鲜卑地方产麒麟等瑞兽，故其国之服饰所用之革带钩头多刻此种瑞兽于其上，于是‘鲜卑’此语遂由祥瑞吉兆之义及瑞兽之义转而为代表革带或带钩之名，故后来注家所释稍有异同也。”
内蒙古文物考古所陆思贤研究员，于1984年曾参与在日本展出的“中国古代北方骑马民族文物展览会”的展出工作，事后他写了一篇题为《鲜卑族名与“鲜卑郭洛带”》的文章，刊登在《内蒙古社会科学》1984年第3期上。他在文中说：
“在展览会上，有鲜卑人的两副带饰：一副是内蒙古土默特左旗讨合气村出土的；另一副是和林格尔县另皮窑村出土的。每副带饰四件，两件是带头，另两件配在带头左右的饰牌。带头略似马蹄形，圆头方尾，今称带扣。子扣作长蹄形，母扣作扁蹄形，在母扣上有弧形穿带孔，以便挂钮或系带合。饰牌作竖长方体，形状相同，是跟着带头的配饰。每件带饰上都有精细的花纹，如果把它镶在皮带上系在腰中，腰前横着四个黄金制成的饰牌，金光闪烁，显得十分富贵豪丽，这就是‘鲜卑部落带’(见附图)。
“讨合气的长蹄形带头，主体纹饰作凸纹神兽，猫头或豹头，鹰啄，羊角，眉额凸起，双目凹入，宽鼻，张嘴，有髭。躯体作豹身、蛇腹、虎足迈步状，肩部支生肉翅，同汉魏时期的‘羽兽’或辟邪的动物形象相似。……
“另皮窑的带头，子扣与母扣的主体纹饰均作高浮雕或半立体式浮雕的奔驰状野猪纹。猪头比较肥硕，耸耳警听，闭目张嘴，露獠牙，平鼻双孔凸出饰牌外缘，如奔突咆哮状。……
所属时代，均属北魏早期，上限可以在十六国晚期。”
文中最后的“小结”说：
“‘鲜卑’原是瑞兽的名字，后来作为腰带头的名字，最后才作为族名。而这些神兽或作飞奔之状，或有卷云缭绕，表示奔向‘天国’，或就在天上，故也能与佛教思想统一起来。如果再追索根源，鲜卑族名原出氏族制时代对于图腾神或天神的信仰而来。鲜卑人喜爱系用这种‘鲜卑郭洛带’带饰，表示能够得到天神的助佑。”
对于鲜卑语言研究做出巨大贡献的，当推已故的著名的魏晋南北朝史专家缪钺教授。他是国内外第一位提出北魏时已使用鲜卑语言文字的学者。这就纠正了过去认为“在中国古代北方民族中最早拥有自己本族文字的民族是突厥”的不确切说法。笔者在《东胡史》[2]一书所论述“鲜卑的语言”的章节，就是受到缪钺教授的启发[3]而写成的。
“五胡十六国”以前的鲜卑语虽史书难考，但北魏之初，鲜卑拓跋部人仍操鲜卑语，则有史迹可寻。《隋书》卷三二《经籍志》一载：“后魏初定中原，军容号令，皆以夷语。”夷语即鲜卑语。可见当时鲜卑语非但流行，而且还作为一种官方语言而贯彻于“号令”之中。因此鲜卑族的文武官员固然都能说鲜卑语，即使是汉人之在魏朝为官者，亦多精通鲜卑语言。如《魏书》卷九一《术艺·晁崇传》载：道武帝拓跋皀时，崇弟晁懿，“以善北人(鲜卑人)语，内侍左右，为黄门侍郎”。
但北魏王朝是建立在中原汉族地区，被统治的对象绝大多数是汉人。尤其北魏朝廷及后愈来愈多地吸收汉族文士参政，而当时鲜卑人虽已创制出自己本族的文字，但却未普遍推行。因此朝廷处理政务，及鲜卑的贵族和官员与汉官接触，仍是使用汉文汉语。而鲜卑贵族、官员之不通汉文汉语者，又不得不通过“译令史”(翻译官)为之传译。故《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载，道武帝天兴四年(公元401年)十二月在恢复尚书三十六曹的官制时，每曹都置“译令史”一人。依照北朝的官制，尚书三十六曹为总领各种政务的机构，每曹的“令史”(首长)均为鲜卑人。由于这些鲜卑族的令史不通汉文汉语，故只得各配备译令史一人替他充当翻译。在北魏期间，这种译令史的设置，不限于三十六曹，其他各曹以下大大小小的机构，也都置有此等翻译之官。如《南齐书》卷五七《魏虏传》载：北魏“诸曹府有仓库，悉置此官(翻译官)，皆使通虏(鲜卑)、汉语，以为传译。”
鲜卑人之操鲜卑语，至孝文帝拓跋宏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正月迁都洛阳(今河南洛阳市)之后，有一个很大的转变。因为孝文帝锐意改革，积极采取汉化措施，严令禁止鲜卑人说鲜卑语，故鲜卑语逐渐为一般人所遗忘。《隋书·经籍志》一载：魏初军容号令虽皆用鲜卑语，及迁都洛阳，“后染华风，多不能通(多不通鲜卑语)，故录其本言，以相教习，谓之‘国语’”。国语即鲜卑语。同上《经籍志》又载：“魏氏迁洛，未达华语(汉语)，孝文帝命侯伏侯可悉陵，以夷语(鲜卑语)译《孝经》之旨，教于国人(鲜卑人)，谓之《国语孝经》。”此外，《经籍志》一还载有：《国语》十五卷，《国语》十卷，《鲜卑语》五卷，《国语物名》四卷(原注：后魏侯伏侯可悉陵撰)，《国语真歌》十卷，《国语杂物名》三卷(原注：侯伏侯可悉陵撰)，《国语十八传》一卷，《国语御歌》十一卷，《鲜卑语》十卷，《国语号令》四卷，《国语杂文》十五卷，《鲜卑号令》一卷(原注：周武帝撰)，鲜卑《杂号令》一卷。以上各种“国语”之书，均为指用鲜卑语言文字写成者而言。用鲜卑语书写的书籍既如此之多，而且侯伏侯可悉陵还能把汉文《孝经》译成鲜卑文《国语孝经》，又能用鲜卑文写成《国语物名》和《国语杂物名》，可见北魏时鲜卑人是有自己本族的文字的。但鲜卑文字创制于何时?是何形式?因史料无证，目前学者尚不能解答。
根据史书的记载，鲜卑拓跋部在远祖宣皇帝推寅(第一推寅)时，还是“以言语为约束，刻契纪事”[4]。至北魏道武帝拓跋皀天兴四年(公元401年)十二月，曾“集博士儒生，比(即聚集)众经文字，义类相从，凡四万余字，号曰《众文经》”[5]。后世有人以为这就是北魏创制文字之始，实则大误。因为当时所编的《众文经》，内容全为汉字，而聚集各种经文文字的目的，仅在于便利鲜卑人学习汉字，并非创制鲜卑新字。直至太武帝拓跋焘始光二年(425年)三月，才“初造新字千余”，并下诏曰：“今制定文字，世所用者，颁下远近，永为楷式。”[6]但这次制定的新字，是鲜卑文字，抑为增添《众文经》中所无而为时俗流行的新汉字?因诏书辞意含混不清，且又无其他史料足资证明这次所造新字是否确为鲜卑文字，故学者间对于鲜卑文字创制于何时的问题，尚有争议。至于北魏时鲜卑文字的形式，因《隋书·经籍志》所录鲜卑语(国语)之书，均早已亡佚，更无从查考。
鲜卑语属阿尔泰语系中的蒙古语族，清末著名蒙古史学者沈增植，经过用鲜卑语和蒙古语互相比较之后认为，“蒙古语与鲜卑语相去无几”[7]。
自孝文帝迁洛，南下的鲜卑人已逐渐汉化，而留居代北(塞外)的鲜卑人则犹多保存旧俗。北齐、北周之后，虽然北齐政权的建立者高欢、高洋父子本是汉人，北周政权的建立者宇文泰、宇文觉父子是匈奴宇文部的苗裔，但这些人早已鲜卑化，事实上都成了鲜卑人。他们的佐命功臣也大多出于鲜卑族。故北齐、北周时期，鲜卑语因之复盛。《北齐书》卷二一《高昂传》载：“高祖(高欢)每申令三军，常［用］鲜卑语。”同书卷三八《元文遥传》又载：北魏昭成帝拓跋什翼犍六世孙元文遥(拓跋文遥)，在北齐初年，经常受命用鲜卑语宣示敕旨，号令文武。此外，还有汉人在北齐为官，因“能通鲜卑语”而“大见赏重”的(如孙搴)[8]。又有因“并解鲜卑语’而被赦免罪刑的(如祖挺)[9]。北齐人颜之推撰《颜氏家训》一书，其中《教子》篇记载一段故事云：
“齐朝有一士大夫尝谓余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学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侍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也。”
北周宇文氏虽“其语［言］与鲜卑颇异，但宇文泰一家都是早已鲜卑化并精通鲜卑语之人。《隋书》卷四二《李德林传》载，周武帝(宇文邕，文泰子)“尝于云阳宫作鲜卑语谓群臣云”(即用鲜卑语对群臣讲话)。《周书》卷二六《长孙俭传》亦载，俭在荆州接见南朝后梁萧詧(梁武帝萧衍之孙)派来的使客时，“大为鲜卑语，遣人传译以向客”。
由于北齐、北周两朝鲜卑语又复盛行，故自北魏孝文帝改鲜卑姓为汉姓之后，现在亦被重新将汉姓恢复为鲜卑姓。这也是一种鲜卑语的资料。此外还有在史书中用当时的汉字音译记录和保存下来的鲜卑语，尚属不少。由于鲜卑语久已湮没，故后人难于根据上述这些有限的资料进行探索和诠释。
注解：
[1]
缪氏著《白鸟库吉鲜卑语考释的商榷》一文，原载1951年3月18日《成都工商导报·学林》第6期，后收入1963年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的《读史存稿》一书内。
[2] 1989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3] 缪钺教授著有《北朝之鲜卑语》一文，载《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10卷(1949年出版)。
[4] 《魏书》卷一《序纪》。
[5] 《魏书》卷二《太祖纪》。
[6] 《魏书》卷四《世祖纪》下。
[7] 沈氏《海日楼札丛》卷二“鲜卑语与蒙古语”条。
[8] 《北齐书》卷二四《孙搴传》。
[9] 《北齐书》卷三九《祖挺传》。
实习编辑：小红
内容把关：白嘎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