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成吉思汗的“札撒”
在原始氏族制社会里，社会秩序是依靠世代相传的习惯法来维持的。古代蒙古人把共同遵循的“习惯行为规范”称之为“约孙”（yosun），这个词有“道理”、“规矩”、“缘故”等含义，元代通常译为“体例”。这种“习惯行为规范”就是不成文的习惯法。习惯法包
括许多内容，如对祖先的祭祀、召开氏族首领议事会（蒙古语称忽里台）、尊崇长支长者、汗位世袭制度、婚姻和财产继承制度、偷盗案件审断办法、生产生活中的各种禁忌等等。习惯法相沿已久，广为人知，氏族成员均自觉遵守，违者会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具有较强的约束力。
随着阶级的形成和分化，原来的习惯法已不能适应新的社会关系。统治阶级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巩固统治，遂制定一种具有强制性的规范，迫使人们按着他们的意志去做，于是就出现了成文的或不成文的法律或法令。从成吉思汗时期开始，蒙古社会出现了法令。
1203年成吉思汗消灭克烈部首领王汗之后，便“大猎于帖麦该川，宣布号令，振凯而归”[1]。拉施特的《史集》也记载，成吉思汗即汗位之前，“订立完善和严峻的法令”[2]，这种法令，称为“札撒”。当时蒙古人还没有文字，“札撒”只是口头上宣布的“号令”。“札撒”(
asaq
)为蒙古语，此词原意是号令，指部落首领的命令[3]。1206年建国后，成吉思汗的命令被记录下来，成为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书，“札撒”也就成为法令。成吉思汗“札撒”的形成有一个演变过程。也就是说，由原来比较简单的号令，发展成为内容丰富的法典。1219年成吉思汗出征花剌子模之前，曾“举行忽里勒台（那颜贵族大聚会），在他们中间对［自己的］领导规则、律令和古代习惯重新作了规定”[4]。1225年西征结束后，他又“颁发了若干英明的诏敕”[5]。从1203年成吉思汗“宣布号令”，到1225年颁布诏敕，在这20多年的时间里，“札撒”不断得到增补、修订，最后成吉思汗下令“把有关的札撒和律令记在卷秩上。这些卷秩称为‘札撒大典’，保存在为首宗王的库藏中。每逢新汗登基，大军调动，或诸王会集(共商)国事和朝政，他们就把这些卷秩拿出来，仿照上面的话行事，并根据其中规定的方式去部署军队，毁灭州郡、城镇”[6]。可见成吉思汗的“札撒”是蒙古族的第一部成文法典。
在元代宫廷档案库的金柜里，曾经保存过成吉思汗的札撒。元朝制度，“国有朝会、庆典，宗王、大臣来朝，岁时行幸，皆有燕飨之礼。”[7]在宫廷大宴“质孙宴”（又名“诈马宴”）之前，要由掌管金柜之书的大臣，捧出成吉思汗的札撒，诵读其中若干条文，然后才能饮酒进餐。“诈马筵开，盛陈奇兽，宴享既具，必一二大臣称成吉思汗皇帝札撒，于是而后礼有文、饮有节矣。”[8]“万国贡珍罗玉陛，九宾传赞卷珠帘。大明前殿筵所秩，勋贵先陈祖训严。”[9]注云：“凡大宴，世臣掌金柜之书，必陈祖宗大札撒以为训。”[10]元朝的许多重大庆典，都要诵读成吉思汗札撒，“故事，天子即位之日，必大会诸侯王，读太祖宝训。”[11]由此可以看出，成吉思汗的札撒对蒙元社会的政治生活和典章制度都有深远的影响。
成吉思汗的札撒法典，没有完整保存下来。现在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些片言只语。在埃及史学家马克利齐（Taqi ad-pin Ahmad
al-Maqlizi,1364—1441）的《埃及志》中还保存着部分的条文。此外，在《史集》、《世界征服者史》和一些汉文史籍里也有一些零碎的记载。从现存的史料来看，成吉思汗的札撒包括旧有的习惯法（约孙）、成吉思汗颁行的法令（札撒）和成吉思汗的训言（必里格）。它的内容十分丰富，包括政治、军事、外交、财政、商业、赋税、宗教、文化等，还有成吉思汗讲述的一些治国安邦、为人处事的箴言。现将其主要内容概述如下：
第一，关于维护汗权的法令。
大汗是长生天意志的代言人。最高权力集中于大汗一身，大汗这一称号就是权力的最高象征，诸王贵族皆不得称汗。所选大汗必须是皇族，即必须是成吉思汗的后裔。大汗死后，其族诸宗王、军队诸统将、各部落的部长及各部族的族长要举行忽里台，进行新汗的推举。成吉思汗血统诸亲王中最英明能干者应被推选，然后正式就任汗位。不经过正式推选，任何人都不得自称为汗。
第二，关于军事法令。
“他们把全部人马编成十人一小队，派其中一人为其余九人之长；又从每十个十夫长中任命一人为‘百夫长’，这一百人均归他指挥。每千人和每万人的情况相同，万人之上置一长官，称为“土绵长”。按照这种组织，每逢情况紧迫，需要人或物，他们就交给土绵长办理，土绵长再交给手下的千夫长，如此降至十夫长。……总之，他们不早到或晚到片刻。他们的服从和恭顺达到如此地步：一个统帅十万人马的将军，离汗的距离在日出和日没之间，犯了些过错，汗只需派一名骑兵，按规定的方式处罚他：如要他的头，就割下他的头；如要金子，就从他身上取走金子。”[12]
“他们是农夫式的军队，负担各类赋役，缴纳分摊给的一切东西，无论是忽卜绰儿（qupchur，赋税）、杂税、行旅费用，还是供给驿站、马匹和粮食，从无怨言。他们也是服军役的农夫，战争中不管老少贵贱都成为武士、弓手和枪手，按形式所需向前杀敌。无论何时，只要抗敌和平叛的任务一下来，他们便征发需用的种种东西，从十八般武器一直到旗帜、针钉、绳索、马匹及驴、驼等负载的动物；人人必须按所属的十户或百户供应摊派给他的那一份。”[13]
第三，关于狩猎法令。
成吉思汗极其重视狩猎，他常说：“行猎是军队将官的正当职司，从中得到教益和训练是士兵和军人应尽的义务，［他们应当学习］猎人如何追赶动物，如何猎取它，怎样摆开阵势，怎样视人数多寡进行围捕。因为，蒙古人想要行猎时，总是先派探子去探看有什么野兽可猎，数量多寡。当他们不打仗时，他们老是那么热衷于狩猎，并且鼓励他们的军队从事这一活动：这不单为的是猎取野兽，也为的是习惯狩猎锻炼，熟悉弓马和吃苦耐劳。”[14]
札撒规定了很多关于组织大型围猎队形的规则。猎人们排成队伍，分为左右两翼，最后须合到一处。围猎要逐渐缩小包围圈。整个围猎需要一至三个月的时间，直至把禽兽赶到内围的指定地点。札撒还规定，参加围猎的将校和士兵，凡疏忽或破坏纪律者，将受严厉处罚。当禽兽被赶入内围时，汗先发射，然后诸宗王、贵族等相继射猎。不得将禽兽尽行歼灭，须释放若干，使其繁殖[15]。
第四，关于刑事犯罪的法令。
札撒主张互爱，不犯奸淫、不盗窃、不作假证、不作叛徒、尊敬老者和贫苦人，犯者处死。
通奸者，不论有无妻室，均处以死刑。
犯鸡奸者，亦处死刑。
故作妄语或使妖术者，或侦探他人行动，或仲裁两人间的斗争而无理援助一方者，亦均处死刑。
在水中或灰中溺尿者，处死刑。
从事商业而三次破产者，处死刑。
捕获俘虏，未得许可而擅与俘虏衣服或食物者，处死刑。
发现逃亡的奴隶或逃跑的俘虏而不将其带回其所有主者，处死刑。
要吃野兽时，应缚住野兽的四肢、割开肚子、在该兽死去以前将心脏束住，然后吃兽肉。如果像回教徒那样屠宰野兽时，应将屠宰人杀掉。
在战争中进攻或退却时，失落自己的
物、弓矢或所带物件者，在其背后的人应下马拾取失落之物，归还原主。若不下马或不归还原主者，应处死刑[16]。
犯寇盗者，应杀，并没其妻子、畜产以入被盗寇之家。
禁草生而掘地者，遗火而焚草者，诛其家。
拾遗者、履阀者、瞂马之面目者，相与淫奔者，诛其身[17]。
盗马者，罚马九匹给予马主，无马则以其子代之；若无子，应如杀羊般将他斩杀[18]。
第五，关于婚姻和财产继承的法令。
男子可卖妻，但不得与一二等亲的近亲女子结婚，远亲者不限。允许一夫多妻和使用女奴。
家长死后，其诸妻的命运由其子酌量处理，子可以自聚其父之寡妻（生母除外），或使她们外嫁。
女奴所生子女与诸妻所生子女均属合法子女，但诸妻的子女，尤其是第一妻的子女最为其父所珍视，故首先得到提拔、重用和优待。
在继承问题上，札撒似乎只是确认了习惯法的成例，即家长死后，其遗产须分与诸子，但长子所得的份额应多于他子。幼子可得其父之住宅（牧民家则为帐幕及其附属物，包括牛羊）。诸子的长幼次序，各视其生母在其父亲的家庭中的位置而定[19]。
志费尼说：“他们有一种风俗是，倘若一个官吏或一个农民死了，那他们对死者的遗产，无论多寡，概不置啄，其他任何人也不得插手这笔财物。如他没有子嗣，财产就传给他的徒弟或奴隶。死者的财产决不归入国库，因为他们认为这种做法是不吉利的。”[20]
第六，关于行政管理的法令。
据志费尼说：“另一条札撒是：人们只能留在指定的百户、千户或十户内，不得转移到另一单位去，也不得到别的地方寻求庇护。违反此令迁移者，要当着军士被处死，收容者也要受严惩。因此谁都不得庇护谁；如果（举个例说）长官是位宗王，那他决不会让一个最普通的人在他的队伍中避难，以免破坏这条札撒。所以没有人能够随意改换他的长官或首领，别的长官也不能引诱他离开。”[21]
设立驿站，是行政法规的一项重要内容。“他们在国土上遍设驿站，给每所驿站的费用和供应作好安排，配给驿站一定数量的人和兽，以及食物、饮料等必需品。这一切，他们都交给土绵（万户）分摊，每两个土绵供应一所驿站。”[22]
关于户口管理和赋税法令，志费尼说：“自从各国、各族由他们统治以来，他们依照自己习惯的方式，建立户口制度，把每人都编入十户、百户和千户；并要求兵役和驿站设备，以及由此而来的费用及刍秣供应——这还不包括普通的赋税；除此之外，他们还征索忽卜绰儿税。”[23]
蒙古的全体人民每年必须以他们的牛羊、财宝、马匹、乳类，甚至毛织衣物等礼品来捐献给他们的诸王。[24]
札撒规定，免征僧侣、法官、医师、学者、献身祈祷与隐居生活者的租税和差役。[25]第七，关于各种禁忌的法令。
凡有人来往时，禁止在招待来人之前先吃饭。
禁止人们在朋友吃饭之前先饱食。
禁止跨越火、跨越盛食物的器皿。
禁止人民将手伸入水中，汲水时应使用容器（不限种类）。
禁止人民在衣服完全穿破以前，洗濯正穿着的衣服，等等。[26]
第八，关于成吉思汗的训言。
成吉思汗说：“凡是一个民族，子不遵父教，弟不聆兄言，夫不信妻贞，妻不顺夫意，公公不赞许儿媳，儿媳不尊敬公公，长者不保护幼者，幼者不接受长者的教训，大人物信用奴仆而疏远周围亲信以外的人，富有者不救济国内人民，轻视习惯和法令，不通情达理，以致成为当国者之敌。这样的民族，窃贼、撒谎者、敌人和(各种)骗子将遮住他们营地上的太阳，这也就是说他们将遭到抢劫，他们的马和马群得不到安宁，他们(出征)打先锋所骑的马精疲力竭，以致倒毙、腐朽、化为乌有。”[27]他还说：“万夫长、千夫长和百夫长们，只要在年初和年终时前来聆听成吉思汗的训诫（必里克）后回去，就可以统率军队。如果他们住在自己的营盘（禹儿惕）里，不听训诫（必里克），就像石头沉没在深水中、箭射入芦苇丛里般地消逝得无影无踪。这样的人就不适于当首长!”[28]他又说：“能治家者即能治国；能率领十人作战者，即可委付以千人、万人，他能率领千人、万人作战。[29]”
他又说：“能清理自身内部者，即能清除国土上的盗贼。”。[30]
他又说：“十夫长不能统率其十人队作战者，将连同其妻子、儿女一并定罪，然后从其十人队中另择一人任十夫长，对待百夫长、千夫长、万夫长们也这样!”[31]他又说：“到长者处时，长者未发问，不应发言。长者发问以后，才应作适当回答。因为如果他抢先说了话，长者听他的话那倒还好，否则他就要碰钉子。”[32]
他又说：“居民(在平时)应像牛犊般地驯顺，战时投入战斗应像扑向野禽的饿鹰。”[33]
他又说：“万夫长、千夫长和百夫长们，每一个都应将自己的军队保持得秩序井然，随时作好准备，一旦诏令和指令不分昼夜地下达时，就能在任何时候出征。”[34]
以上所述，只是成吉思汗训言的片断。保存在各种史料中的成吉思汗训言还很多。训言是札撒的重要组成部分，违者是要受惩罚的。
综上所述，成吉思汗札撒是一部保护草原贵族阶级利益的法典，但它对维护蒙古社会的秩序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它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维护至高无上的权威，二是刑法的残酷性。大汗是蒙古汗国的最高统治者，独揽立法、司法、政治、军事和宗教等一切大权，他对属下的臣民有生杀予夺的权力，人民群众要绝对服从他，否则就会受到严厉的惩处。在刑罚中经常使用的是死刑，甚至在生活中违反禁忌，如触及门阀，在水中或灰中便溺等，也都要被处死，这充分表现了当时法制的落后性和刑罚的残酷性。
成吉思汗札撒的阶级性是极其明显的。一些勋贵大臣，经过成吉思汗的特许，可以九次犯罪而不受处罚。[35]对于“黄金家族”成员，即成吉思汗的宗亲，包括成吉思汗的母亲、儿子和弟弟妹妹，“若有人违犯已确立的札撒，初次违犯者，可口头教训。第二次违犯者，可按必里克处罚。第三次违犯者，即将他流放到巴勒真——古勒术儿的遥远地方去。此后，当他到那里去了一趟回来时，他就觉悟过来了。如果他还是不改，那就让他带上镣铐，把他送到监狱里。如果他从狱中出来时学会了行为准则，那就较好。否则就让全体远近宗亲聚集起来开会，以作出决定来处理它。”[36]
在成吉思汗时期，已有专门审理案件的司法官。1202年成吉思汗灭塔塔儿部后，曾命他的异母弟别里古台“整治斗殴盗贼等事”[37]。1206年建国后，为了确保札撒的实施，成吉思汗委任失吉忽秃忽为札鲁忽赤（蒙古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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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事官），并说：“如今初定了普百姓，你与我做耳目，但凡你的言语，任谁不许违了。如有盗贼诈伪的事，你惩戒着，可杀的杀，可罚的罚。百姓每（即百姓们)分家财的事，你科断着。凡断了的事，写在青册上，以后不许诸人更改。”[38]
在《史集》中拉施特记述失吉忽秃忽“决狱公正，给过犯人很多帮助和恩惠”；“无论在蒙古斯坦［其所属］各地区境内，他的［断案的］方式方法的原则，奠定了判决的基础。”[39]
注解：
[1] 《元史》卷一《太祖纪》。
[2] 《史集》汉译本第1卷第2分册第185页。
[3] 《元朝秘史》第81节。
[4] 《史集》汉译本第1卷第2分册第272页。
[5] 《史集》汉译本第1卷第2分册第316页。
[6] 《世界征服者史》汉译本上册第28页。
[7] 《经世大典序录》，《礼典·燕飨》，见《元文类》卷四，《四部丛刊》本。
[8] 杨允孚《滦京杂咏》上，见《知不足斋丛书》本。
[9] 柯九思《宫词》，见顾嗣立编《元诗选》三集戊集。
[10] 同上《宫词》。
[11] 黄蟳《拜住神道碑》，见《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二四。
[12] 《世界征服者史》汉译本上册第32-33页。
[13] 《世界征服者史》汉译本上册第32页。
[14] 《世界征服者史》汉译本上册第29-30页。
[15]
参阅维尔纳德斯基《成吉思汗札撒的内容与范围》，载《哈佛亚洲学报》卷三，1938年。译文见《蒙古史研究参考资料》第十八辑，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编印。
[16] 以上参阅（俄）贝勒津《成吉思汗的札撒》，汉译文见《蒙古史研究参考资料》第十八辑。
[17] 《黑鞑事略》。
[18] 贝勒津《成吉思汗的札撒》。
[19] 维尔纳德斯基《成吉思汗札撒的内容与范围》。
[20] 《世界征服者史》汉译本上册第35页。
[21] 《世界征服者史》上册第34页。
[22] 《世界征服者史》汉译本上册第34页。
[23] 《世界征服者史》汉译本上册第35页。
[24] 维尔纳德斯基《成吉思汗札撒的内容与范围》。
[25][26] 贝勒津《成吉思汗的札撒》。
[27][28][29][30]《史集》汉译本第1卷第2分册第354-355页。
[31][32][33][34]《史集》汉译本第1卷第2分册第356-360页。
[35] 《元朝秘史》第219节。
[36] 《史集》汉译本第1卷第2分册第359-360页。
[37] 《元朝秘史》第154节；《元史》卷一—七《别里古台传》。
[38] 《元朝秘史》第203节。
[39] 《史集》汉译本第1卷第1分册第174页。
实习编辑：小红
内容把关：白嘎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