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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族的语言文字
(图)



    一   蒙古族的语言

(一)蒙古语的形成及其系属

蒙古语是东胡后裔诸语言的一支,是古老的东胡语言集团经过多次的分化、融合过程后形成的。东胡语言集团中曾有鲜卑、契丹、室韦等许多语言和方言,但它们大都在历史的长河中消亡了。现在的蒙古语及其亲属语言是

由这些语言中的一两支发展而来的。如想搞清蒙古语的形成过程,就要结合东胡后裔的历史过程来观察了解东胡后裔诸语言与蒙古语族各语言之间的历史关系。

组成东胡民族的乌桓、鲜卑人,语言习俗基本相同[1]。到后汉、三国时(公元2世纪),鲜卑人统治了蒙古高原,其中的一支——拓跋鲜卑,曾以今天的内蒙古地区为依托,进入黄河流域建立了北魏王朝。而拓跋鲜卑则是发源于呼伦贝尔高原,同原蒙古人的发祥地相近。鲜卑语遗存中的一些基本词汇同蒙古语非常接近。

唐代李吉甫所撰的地理著作《元和郡县图志》中记录关内道云中县(今大同市)时说:“纥真山,县东三十里。虏语纥真,汉言三十里。”这里的“虏语”即指鲜卑语。鲜卑语“纥真”(ghochin),同蒙古语的基数词γuin(三十)一致。

《宋书》卷九六《吐谷浑传》:“虏言‘处,可寒’,宋言‘尔,官家’也。”“可寒”在东部鲜卑——宇文鲜卑的支语言吐谷浑语中作“官家”之义使用。东胡苗裔柔然人称其首领为“可汗”。拓跋鲜卑同样称其首领为“可寒”[2]。“可寒”、“可汗”(Khaghan),其义等于匈奴语之“单于”。突厥、回鹘后来借用此词,直到蒙元时期被蒙古人转借过来使用至今。

拓跋鲜卑语“可敦”(Khadun),其义相当于汉语的“皇后”[3],匈奴语之“阏氏”。后来被突厥、回鹘借用,再后又被契丹、蒙古转借。

《宋书》卷九六《吐谷浑传》:“鲜卑呼兄为阿干。”“阿干”(akan)同蒙古语“阿合”(akha)(兄)相近。

《南齐书》卷五七《魏虏传》:“国中呼内左右为‘直真’,外左右为‘乌矮真’,曹局文书吏为‘比德真’,檐衣人为‘朴大真’,带仗人为‘胡洛真’,通事人为‘乞万真’,守门人为‘可薄真’,伪台乘驿贱人为‘拂竹真’,诸州乘驿人为‘咸真’,杀人者为‘契害真’,为主出受辞人为‘折溃真’,贵人作食人为‘附真’,三公贵人通谓之‘羊真’。”以上鲜卑语词汇的“比德真”(bitekchin)、“乞万真”(Kelemechin)、“咸真”(zhamchin~yamchin)、“契害真”(Khirghachin)等语词都能在蒙古语中找到对应关系,其他语词则显然具有突厥语色彩。这说明鲜卑语中也有大量的突厥语成分。以上十三个鲜卑官职名称都带有后缀“真”(-chin),这同蒙古语表示专门职务的名词后缀(-in)相一致。这个词法特征,更能说明蒙古语同东胡后裔语言有共同的祖源[4]

鲜卑人的绝大部分迁入内地而逐渐汉化。代替鲜卑兴起的契丹族,其语言与吐谷浑大体相通,著名波斯学者拉施特也说契丹、蒙古语言多相类。根据最新的研究成果,契丹语近于蒙古语族或是其中的一个语支[5]

与契丹同时登上历史舞台的另一个属于东胡族系的民族是室韦。室韦人住在呼伦贝尔草原、大兴安岭东西、额尔古纳河与黑龙江流域,其“语言与库莫奚、契丹、豆莫娄相同”。史书记载:室韦,“盖契丹之类。其南者为契丹,在北者号室韦。”[6]法国学者伯希和(Pelliot)认为“室韦”一词即“鲜卑”(Serbi~Sirbi,Sirvi)的别写。亦邻真教授认为,如果伯希和的意见能够成立,那么室韦族名之所以写作“室韦”而不写作“鲜卑”,其原因就该是高度汉化了的拓跋魏贵族不准呼伦贝尔一带的原始部落与自己使用同一个族名的缘故。[7]   室韦人也被称作“达怛人”。公元732年建立的突厥文《阙特勤碑》和735年建立的《毗伽可汗碑》中所说的“三十姓达怛”(Utus Tatar)和“九姓达怛”(Tuqus Tatar)即指室韦诸部。这些室韦—达怛人,就是真正的原蒙古人。他们的语言由于没有受突厥语的影响,保持着原来的面貌。这种保持着东胡后裔语言和方言特点的语言,就是原蒙古语。关于原蒙古语的特点,亦邻真教授认为,《蒙古秘史》语言中留下的室韦—达怛人的原蒙古语痕迹说明,在词汇方面,比如某些无法释义的专名(人名、氏族部落名称、地名)就是原蒙古语的残余,它们同后来经过突厥化的古蒙古语有很大的差别。在词法方面,原蒙古语可能有过真正的性范畴,这同刚、柔元音序列的区别不是一回事。“数”的范畴也是严格的,也可能有过真正的“格”的范畴,而不像后来所谓的“格变”,实际上大都是后置介词。[8]

公元8世纪,在室韦—达怛人集团中出现了称作“蒙兀”的部落。《旧唐书》卷一九九下《北狄室韦传》中首次记录了“蒙兀室韦”的存在。蒙兀室韦居住在今额尔古纳河东南。这个包括蒙兀室韦部落在内的室韦—达怛人集团就是原蒙古人集团,所操语言便是原蒙古语。公元9世纪中期回纥人西迁,原蒙古人逐渐填补了操突厥语的回纥人留下的空白,大漠南北,包括蒙古高原、锡林郭勒草原和阴山地区都成为蒙古人的地方。辽金时期(公元10~12世纪)蒙古高原各部被统称为阻卜,其范围包括原蒙古部落,同时还包括一些操突厥语的部落。这个时期,原蒙古各部落名称渐趋明显,有了札剌亦儿人、塔塔人、蔑儿乞人、八儿忽人、外剌人。但真正被称作“蒙古”的只有尼鲁温蒙古和迭儿列斤蒙古。这两部分蒙古人被统称为“一切蒙古—合木黑蒙古”。

原蒙古人占据蒙古高原后,与留在原地的操突厥—回纥语言的部落相杂处,吸收了大量的突厥语成分,使原蒙古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形成古代蒙古语。

突厥语的影响,使原蒙古语的语音发生了不小的变化,突厥语的前后列元音体系使原蒙古语元音系列改变成八元音序列。塞擦音z、c在一些方言中代替了舌尖辅音,如在卫拉特方言中那样。原蒙古语中涌入了大量的突厥语词汇,一些词汇同蒙古语同义词互相并存,有些则代替了蒙古语词汇。确定蒙古语中的突厥语成分有许多困难,难以区别同源词和借词。但通过分割词干的办法及通过与受突厥化影响较小的达斡尔语等亲属语言比较的办法,可以确定不少渗进蒙古语中的突厥语成分。

古代蒙古语中表示“年”的hon~on,同突厥语词il“年”互相并存至今。突厥语temür“铁”,代替了原蒙古语相应的词。在契丹语中“铁”作“曷术”(hau),而在达斡尔语中“铁”仍称作hasu。突厥语“农夫”(tarici)代替了契丹、女真语的“挞不也”(农夫),在蒙古语中作tariyain。蒙古语基本词汇中有大量的突厥语借词,说明蒙古人迁入蒙古高原时,确实经历了突厥化的进程,另一方面也说明原蒙古人当时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是相当落后的。

英国著名阿尔泰学家克劳森(Clauson)研究明代《华夷译语》[9]中的蒙古语词汇后,描绘出一幅蒙古人社会发展的景象,说:蒙古语的各部落和比较先进的民族接触之前,他们居住在森林地带,自己有表示生长在森林地带的树和灌木的名称。他们还处在青铜时代,不了解铁和黄金。他们有时住在房子里,但不是砖房。家用器具中没有灯,没有扫帚。宗教思想方面,相信神灵,但没有表示天国的词。他们主要以狩猎、捕鱼和采集食品为生。养马、养驴、养狗,也许还养猪,经营一点非常原始的农业。他们有马车,并能修筑道路。没有从事贸易活动的证据。是否有贫富的差别,令人怀疑,因为bayan“富”是突厥语借词,而ügeü“穷”的词源上的意思是“不占有”。有狩猎武器,有进攻和防御武器,但没有正式军队和作战用的各种物品。能够缝制厚的精致衣物,但没有丝织品,有靴而无鞋。他们能够很好地观察天气,并能辨别基本方位。能数到几百,但是没有更大的数字。他们从来没有见过海。

克劳森还通过对不同时期借入蒙古语中的外来词的分析,勾勒出蒙古社会发展的轨迹,整个描述像个四幕剧。第一幕的故事从西伯利亚开始,一群群的生灵——打猎的、捕鱼的和采集食品的——过着跟原始人不完全一样的生活,但仍然十分原始,且没有组织。第二幕的地点移到比较温暖的地区,比较高级的社会形式的代表从舞台两侧登台表演,农民、牧民和工匠,还有医生带着草药登台了。人们度过青铜时期到了铁器时期。建筑桥梁,挖掘水井。人们遇到像骆驼和野兔之类新出现的动物以及像蝗虫之类的昆虫。人们饲养家畜,栽培谷物和蔬菜,开始了原始的制酪业,食品种类丰富了。社会组织由氏族发展到部落,有了首领,有了军队。需要更大的数“千”和“万”了,十二属相也是在这个时期采用的。第三幕、第四幕没有明显的界限。在第三幕里一些农民成为园艺家和种果树的人,在第四幕里得到了别的新的经济作物,家庭用具得到改进,并且有了灯。人们学会使用针来精心制作服装。有些牧人学会做生意。第四幕里有了“骡子”、“阉割”等概念。更高级的宗教思想得到了发展。商人和市场产生了,市场上的货物开始用秤称量。总之,在13世纪的某个时候,说蒙古语的民族,在当时已经有长期接触的突厥语民族的帮助下,赶上了邻近的民族并且在世界上得到了他们的地位[10]

语言是人类的交际工具,同时也是一种社会现象。通过对语言的研究,可以了解一个民族的社会发展过程。克劳森的分析是有道理的,基本符合蒙古民族形成的过程。大概在九世纪,随着回纥汗国的灭亡,蒙兀室韦从额尔古纳河流域的森林地带迁往蒙古高原。他们与留居当地的突厥语民族相会合,经过3个多世纪的历程,直到13世纪初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部落为止,才完成了蒙古民族形成的全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许多突厥语部落蒙古化了,但是蒙古语中留下了大量的突厥语词汇。据一些研究成果揭示,现代哈萨克语和蒙古语基本词汇的60%是同源的,可见突厥语对蒙古语的影响之大。后来蒙古高原的许多地名便是突厥语的遗留,如:库布苏古尔湖(Kbsügül)、贝加尔湖(bayiγal)、色楞格河(Selengge)、图拉河(Tuul)、鄂尔浑河(Orhon)、克鲁伦河(Kerülün)、肯特山(Kentei)等。此外,来源于突厥语的蒙古语基本词汇有:天(tengri)、印(tamγa)、碗(ayaγa)、笔(üüg)、干酪(qurud)、药(em)、果(imis)、苹果(alima)、花(eeg)、葡萄(üüm)、城(balγasun)、田(tariyan)、心(irüke)、部分(blg)、拐杖(tayaγ)等。最初的佛教名词也是通过回鹘(回纥)语传入蒙古语的,如:佛灯(ula)、僧侣(quvraq)、罪孽(Kiline)、呼图克图(qutuγtu)、浮屠(Suburγan)、地狱(erlig)等[11]

古蒙古语借词的另一个来源是汉语。在辽金时代,契丹、女真是蒙古人通向中原的桥梁。许多汉语借词是通过契丹、女真语而进入蒙古语中的。如灯(deng〈女真语dengan)、骡子(loosa〈女真语laosa)等。

13世纪初,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建立蒙古汗国后,一个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和共同文化的民族共同体形成了。这个时期创造的畏兀体蒙古文及元代产生的八思巴文,更使蒙古语得到了规范和发展。直到14世纪60年代元朝灭亡,形成了大量的蒙古文文献,准确地反映了这个阶段的蒙古语的状况。通常人们把这个时期的蒙古语称做中古蒙古语。

中古蒙古语的文献资料有以下四种:(1)碑刻铭文;(2)阿拉伯、波斯文文献所记录的语言资料;(3)汉文文献中记录的蒙古语资料。《蒙古秘史》、《华夷译语》就是这个时期的代表;(4)八思巴文文献。根据这些资料,可以对中古蒙古语进行较为完整的研究。一般认为中古蒙古语有以下四个特点:

(1)语音方面同书面语有了一定的区别而介于现代蒙语口语语音和书面语之间。一个重要的标志是词首h音的存在,而这个h音据说来源于*p~音。这个h音在现代语中变为零声母,而只在达斡尔语中还得到保存。如:

哈阑haran(人口),现代蒙古语arad(人民,复数);

忽剌安hulaan(红),现代蒙古语ulaan(红);达斡尔语作hulān(红);

赫乞heki(头项),现代蒙古语eki(头,源),达斡尔语作heki(头);

赫里格heliɡe(肝),现代蒙古语eliɡe(肝),达斡尔语helge(肝)。

另一个重要标志是词中辅音γ和g的消失,但还没有完全形成长元音。如:

把阿秃儿   baatur(勇士),书面语baγatur,口语baatar(勇士);

阿兀剌   aula(山),书面语aγula,口语uul(山)。

中古蒙古语中只有辅音,而不存在dz、ts辅音。

i的转折,即第一音节的i元音被第二音节的其他元音同化的过程已经开始,但还没有完成。如:

aa(指),书面语iγa,口语aa;

ee(外甥),书面语ige,口语ee。

七个基本元音完全形成。

(2)词法上的复数形式是以词缀-n来表现,具有典型特点。如elin(使者,复数),aran(人口,复数)。

“与格”、“时位格”形式多用-a或-da词缀来表示。如:

γaara(在地上),harana(给人民),noyadda(给诺颜们)等。

人称代词复数第一人称排除式“主格”形成是ba,非排除式“主格”形式是bida(我们,俺)。现代蒙古语中只剩bida。

第三人称单数主格形式i(他),在《蒙古秘史》中几乎都有格变形式:imayi(宾格)、imada(与格)、imaari(工具格)。还有第三人称复数形式a,如:ani(宾格),这些人称代词在现代蒙语里已经消失。

动词变位形式更具特点,现代蒙古语里已不见踪影。如:güm(他给)、kürüm(他到达)、medem(他知道)等。

(3)句法关系方面,中古蒙古语在词序排列上要比书面语灵活些,动词谓语处于名词宾语之前,主语处于宾语之后等现象随处可见。

(4)中古蒙古语的词汇特点是除了固有的、现已消失了的蒙古语汇外,还有不少外语借词。这些外语借词主要是来自突厥语、粟特语、波斯语和阿剌伯语。而且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通过突厥语才使得以上语汇成为蒙古语中的借词。在西部蒙古语汇中有较多的波斯、阿剌伯语借词的同时,东部蒙古语中则有更多的汉语借词,同时还能看到女真语的因素[12]。随着藏传佛教的传入,元代蒙语中也有了藏语、梵语的成分。

元朝灭亡(公元1368年)之后,蒙古高原处于动荡状态,直到15世纪达延汗重新统一蒙古高原。在这个历史时期,蒙古瓦剌部兴起,并一度统治过蒙古高原。瓦剌是蒙古部落中突厥化程度最高的,他们的东进,又引起了蒙古语言的瓦剌化过程。瓦剌语音影响了蒙古语言,尤其影响了外蒙古高原的喀尔喀方言。传统的蒙古辅音,在那里则变成具有浓厚突厥语音特点的瓦剌音dz、ts。瓦剌式的语法形式代替了某些传统的蒙古形式,如宾格介词i和yi,在瓦剌化的方言中变为突厥式的-ǐgh,-ig。瓦剌化方言中的-eedüi(尚未……)来自瓦剌人惯用的动词过去连续形加否定词-eed  ügei。而在非瓦剌化方言中却作-uudei,乃来自蒙古语的-ee  üdühüi,静动词过去连续形加否定时间助词。经过瓦剌化以后,在文学语言的影响下,古蒙古语才过渡到近代蒙古语阶段。

16世纪到20世纪初,是蒙古语发展到近代蒙古语的时期。在这个时期,由于藏传佛教的传入,蒙古书面语有了极大的发展。蒙古文字也由最初的回鹘式发展为真正的蒙古式,正字法也有了一定的变化。这个时期,卫拉特蒙古人那里有了托忒蒙古文,以记录卫拉特方言。为了翻译佛教经典、记录梵文和藏文语词,又有人创造了阿礼嘎里字母,一世哲布尊丹巴活佛还创造了索永布文字。在布里亚特蒙古还产生了瓦金达喇文。蒙古书面语的广泛应用,使蒙古共同语的产生更加临近。由于部落战争及以后的满清的统治,近代蒙古语中产生了方言差别。

在近代蒙古语中,词首源于*或*p音的h音已经消失。i音的转折已经完成。在喀尔喀、卫拉特、苏尼特方言里产生了dz、ts、四个辅音,各自在不同的条件下使用。而在其他蒙古方言里还没有dz、ts辅音。长元音形成了,央元音变为其他元音。

在词法方面,动词的现在、将来时态词缀-na/-ne出现了,现代蒙古语中的所有格助词基本形成,只是所属格和宾格助词常常混合使用。工具格助词ber也被用作主语的标志。

在词汇方面,除了藏语借词外,汉语和满语借词有明显的增加。

尽管有方言的差别,蒙古书面语可以使所有蒙古人进行相互交流。蒙古口语的发展,逐渐加大了同书面语的距离。蒙古书面语保留了古蒙古语的许多语音特点,成为研究古蒙古语音的最好资料。书面语中保存的旧词汇逐渐退出口语领域,口语中不断产生新的词汇,以丰富近代蒙古语言。

到了20世纪中叶,蒙古地区发生了巨大的社会变革。随着满清统治的结束,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喀尔喀方言成为蒙古国的共同语言,并且在以斯拉夫字母为基础的新的文字体系的辅助下,喀尔喀语有了自己的发展道路。中国革命的胜利,使内蒙古走上了民族区域自治的道路,蒙古语言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蒙古文字获得了完善,形成了以内蒙古中部方言——察哈尔方言为主、参照蒙古书面语的蒙古标准音,实际上是中国的蒙古共同语。在俄罗斯,布里亚特蒙古语和卡尔梅克蒙古语也在不同的社会和历史条件下,各自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

总之,蒙古语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通过无数次的分化和组合而最终形成的。今天的蒙古语也在不断地变化。

18、19世纪以来,西方的语言学理论和实践得到了飞速发展。以发生学为根据的语言谱系分类法,到了19世纪末更加完善。这种以历史比较的理论和方法为根据的语言谱系划分法,首先确认了印欧语系的存在。接着便出现了阿尔泰语系的假设。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阿尔泰语系划分的假设一步步地得到了证实,至今基本上被广泛承认。经过划定的阿尔泰语系,包括突厥语族、蒙古语族和满洲——通古斯语族。蒙古语当然属于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但与其他两个语族也有一定的亲缘关系。蒙古语族是一个范围较大的语族,它包括蒙古语、达斡尔语、东乡语、土族语、保安语、东部裕固语和境外的莫戈勒语。这些语言之间具有同源关系,后来分别发展为独立的语言。

    注解:

    [1] 《后汉书》卷九十《乌桓鲜卑传》:“鲜卑者,亦东胡之支也,别依鲜卑山,故因号焉。其言语习俗与乌桓同。”

    [2] 内蒙古呼伦贝尔盟鄂伦春自治旗嘎仙洞所发现鲜卑石室的石刻祝文中有“皇祖先可寒配,皇妣先可敦配,尚飨”之句,可证“可寒、可敦”二词俱源于鲜卑语。详见《求是学刊》1981年第3期封底(封四)米文平所摄《鲜卑石室的石刻祝文》。

    [3] 详见《求是学刊》1981年第3期封底(封四)米文平所摄《鲜卑石室的石刻祝文》。

    [4] 参阅亦邻真《中国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族源》,载《内蒙古大学学报》1979年第3、4合期。

    [5] 详见本书第四章第二节(六)“契丹的语言和契丹大小字”。

    [6] 《魏书》卷一百《失韦传》;《北史》卷九四《室韦传》。

    [7]    [8]  亦邻真《中国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族源》。  

    [9] 《华夷译语》,明代蒙古学者火源洁编纂,明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刊印。内容分两部分:前部分为杂字,共收844个字,每一蒙语词头均用汉字标音;后部分为文书,计12篇,均用蒙汉两种文字对照。是研究蒙古语的重要工具书。

    [10] Sir Gerard Clauson:“The Turkish Elements in 14th Century Mongolian ”,载Central Asiatic Journal,Volume V,No.4,1960.P.301-316。刘照雄、张继忠汉译《十四世纪蒙古语里的突厥成分》,载《民族语文研究情报资料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室编,1983年第1期。

    [11] B.Bazilhan《蒙古—哈萨克语的同源词》,蒙古国《语言文学研究》杂志卷12,1977年,41-43页(基里尔蒙文)。畏兀体蒙文转写载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文研究所编《蒙古语文研究参考资料》第8辑,1985年。

    [12] 以上对中古蒙古语特点的描述,主要参考N鲍培的论文《中世纪蒙古语》,载《东方学手册》(德文)第五册,德国莱登·科隆1964年出版。又,N.鲍培把中世纪蒙古语界定为公元13世纪至16世纪。

实习编辑:小红

内容把关:白嘎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