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史》是《十善福经白史》的简称，是用蒙古文写成的一部宣扬“政教合一”政体的政治学著作，书名称作《Arban buyan-tu
nom-un 
aγan teüke》或《Mongγol ulus-un arban buyan-tu nom-un 
aγan teüke》。人们一般把《白史》看作是一部史书，其实书中并没有多少历史记载。
《白史》作者不详，成书年代也有争议。16世纪，鄂尔多斯部呼图克台彻辰洪台吉，于肃州城[1]获得一部《白史》后，对照元代国师畏吾人比兰纳识里的旧本，重新整理编就成书。流传至今的《白史》各种抄本大都源于呼图克台彻辰洪台吉的重编本，比兰纳识里的旧本则不传。
呼图克台彻辰洪台吉在《白史》的“序言”中说此书由忽必烈薛禅皇帝编撰，接着又说“同畏吾之比兰纳识里卫征国师之旧书相对照”，暗示此书的真正作者是比兰纳识里。《白史》的一些抄本中有“至顺元年书成”的记载[2]，而这里所说的比兰纳识里是元文宗图帖睦尔时国师畏吾人比兰纳识里的话，最初的《白史》作者很有可能就是《元史》卷二百二《释老传》中所记的必兰纳识里。他“幼熟畏兀儿及西天书，长能贯通三藏暨诸国语”。他于大德六年(公元1302年)从帝师受戒并代帝出家。他有大量译经传世，至顺二年加号“普觉圆明广照弘辩三藏国师”，至顺三年，与安西王子月鲁帖木儿等谋为不轨而被诛。他身为帝师，奉行元世祖忽必烈时制定的“政教合一”政体，具备撰写诸如《白史》的各种条件。至于说忽必烈是《白史》的作者，肯定是后人对他的溢美，也是16世纪蒙古政治形势的需要。16世纪时蒙古趋向统一，重新构建忽必烈时期确立的政体，成为安邦治国的必需，所以，《白史》的重新出现，也是历史的必然。观察《白史》的各种抄本，有的多了一些成吉思汗祭典方面的内容，有的则没有；官职名称中有明代官名痕迹。所有这些都说明，《白史》是被重新编撰过的，而这个编撰者就是鄂尔多斯部的呼图克台彻辰洪台吉。
关于《白史》的作者和成书年代，中外学者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释。我国学者留金锁认为忽必烈就是该书的作者，理由是《白史》的序言部分及萨冈彻辰的《蒙古源流》中都说忽必烈编撰了《白史》。德国学者夏嘉思(Klaus
Sagaster)则认为“忽必烈是《白史》的作者”这一认识是基于后世对他权威的认可之上的，并不是说他亲手写下了这一部著作。《白史》中记录的政体理论，可能是由他自己和他的国师八思巴拟定的，却不可能亲自以《白史》这样的形式写下这些政体理论。遍查八思巴的著作目录，也未见他有一部《白史》或相近的书问世。最接近事实的推断是《白史》在忽必烈的旨意下，由某一个侍臣写成的。蒙古国学者那楚克道尔吉也认为，《白史》是由一位忽必烈的有学问的大臣所为，书中具有强烈的宗教色彩，所以作者甚至可以认定是一位博学的喇嘛。《白史》的成书年代，留金锁认为在至顺元年(公元1330年)成书，夏嘉思则认为于1271—1280年之间写成。
《白史》是一部解释“政教合一”政体的政治学著作。书中首先提出“双治制度”的渊源，蒙古成吉思汗施行“双治制度”，忽必烈汗宣布继承先辈们施行的“双治制度”的过程中，并解释“双治”乃为宗教之治的“经”和“咒”及世俗之治的“平”和“易”。之后进一步解释宗教之治的具体实施者为：为皇帝开灌顶[3]之四大江[4]的国师以及熟读浩如烟海的“经”和“咒”并能毫无遗漏地加以理解的绰尔计喇嘛等众多僧侣阶层。他们实际上是整个国家的意识形态方面的统治者。施行世俗之治者是能在芸芸众生之中转动千幅金轮的，熟知并能不加以混淆地遵循宗教之治的“经”和“咒”的转轮王；穿戴皇帝盛装，无搀无扶地登上大宝，威严地治理大国，并将世俗之治的“和平”和“容易”两种原则加以贯彻的皇帝；能够抵御外来之敌，能够动员武装力量，消灭来犯之敌的雄伟的国主。为了施行世俗之治，需要以“官人”为首的权臣集团，他们各司其职，辅佐皇帝，完成世俗之治。这样的宗教之治“犹若锦
之结永不松解”，这样的世俗之治“犹若金铸之轭永不破损”，可以使“双治之治”推行万年。人们只要遵循“双治之治”，就能辨认黑白、功孽、轻重、是非、善恶及福祸，才能脱离苦海而获得幸福安康。《白史》所设计的政体非常严密。而且为推行这个政体构筑了完整的宗教的和政治的体制。施行宗教之治要靠国师为首的僧侣集团，施行世俗之治要靠精通经与咒的、能够理解人民并能威服四方的威严皇帝。而皇帝要从事三种事业、四个大道，精通六种原理，具备七种禀性，拥有九种象征。辅佑皇帝的是由三位官人(相当于三公)为首的庞大的官吏集团。
《白史》还规定了纪念佛祖释迦牟尼的四时之福，纪念成吉思汗的四季之宴等，对于犯罪的惩罚、功德的奖赏，也有具体的规定。还有富有哲理的格言诗为之润色，如：“磁铁能分纷乱的铁屑，贵人能辩贤明和愚昧；炽热能脱乳中之水，圣人能识能臣和才子。”
《白史》有许多抄本传世，以发现于鄂尔多斯地区的为多。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藏有七种，内蒙古图书馆藏有一种。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院藏有三种，蒙古国立图书馆藏有三种，蒙古国甘丹寺也藏有一种。这些抄本可以归为两大类：一类含有成吉思汗祭祀内容；另一类则没有。抄本有毛笔书写和削竹笔书写两种。国内流行最广的是留金锁校注的《十善福白史册》[5]，汉译有鲍音的《十善福经白史浅译》[6]。外国译本中影响最大的是德国学者夏嘉思的德文译注本[7]。
注解：
[1] 一般认为在松州城。根据字体和地理位置，“松州”当是“肃州”的讹写。
[2] 按“至顺”为元文宗图帖睦尔的年号，至顺元年即公元1332年。
[3] 佛教密宗的一种仪式，凡入门戒剃者，必须先经师父以水灌洗其头顶。
[4] 即“四灌顶”：本尊灌顶，经卷灌顶，自证分技能灌顶，善知识灌顶。
[5] 留金锁《十善福白史册》(蒙古文)，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
[6] 鲍音《十善福经白史浅译》，载《蒙古学资料与情报》1987年第2期。
[7] Klaus Sagaster, Die weisse Geschichte, Otto
Harrassowitz,Wiesbaden,1976.
实习编辑：小红
内容把关：白嘎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