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契丹贵族统治者很重视修史。其史官分为修注官和修史官两种，因而出现许多契丹族和汉族的史学家。他们秉承传统史家的美德和良知“直笔”修撰本朝历史，忠实地记录了契丹族与辽代的历史。据朱子方先生考论，辽代史官共95人，其中比较著名且有著述可考的有室
、邢抱朴、马得臣、耶律庶成、萧韩家奴、耶律孟简、耶律俨、王师儒、王鼎9人。[1]
辽代的一些主要史著和经论等书籍，大多出自他们之手。这里仅举以下数人略述如下：
(一)萧韩家奴修撰《实录》与《礼典》
萧韩家奴，字休坚，契丹
刺部人，少好学，博览经史，通契丹、汉文两种文字，是辽代卓越的史家。统和十四年(986年)始踏入仕途，兴宗耶律宗真重熙(1032—1054年)中，历官天成军节度使、彰愍宫使、同知三司使事，后擢翰林都林牙，兼修国史，善讽谏，成为专职史官。兴宗重其才学，引为诗友，称其“为时大儒”。他十分重视契丹先世的历史，重熙十三年(1044年)曾向兴宗上《请追崇四祖为皇帝疏》：“臣闻先世遥辇可汗洼之后，国祚中绝。自夷里堇雅里立阻午，大位始定。然上世俗朴，未有尊称。臣以为三皇礼文未备，正与遥辇氏同。……近者唐高祖创立先庙，尊四世为帝，昔我太祖代遥辇即位，乃制文字，修礼法，建天皇帝名号，制宫室以示威服，兴利除害，混一海内。厥后累圣相承，自夷离堇湖烈以下，大号未知，天皇帝之考夷离堇的鲁犹以名呼。臣以为宜依唐典，追崇四祖为皇帝，则陛下弘业有光，坠典复举矣”(《辽史·萧韩家奴传》)。疏奏后，为兴宗所采纳，“始行追册玄、德二祖之礼”(同上)。这对后世熟悉契丹先世的历史无疑将有很大帮助。同年六月，萧韩家奴又奉诏与耶律庶成、耶律谷欲共同编纂成《辽国上世事迹及诸帝实录》二十卷，记述自遥辇以来历代事迹，以垂教后世。重熙十五年(1046年)，兴宗又诏令萧韩家奴修撰《礼典》：“古之治天下者，明礼义、正法度。我朝之兴，世有明德，虽中外向化，然礼书未作，无以示后世。卿可与庶成酌古准今，制为礼典。事或有疑，与北、南院同议。”萧韩家奴奉诏后，与耶律庶成参阅了中原王朝礼制内容，“博考经籍，自天子达于庶人，情文制度可行于世，不缪于古者”，撰成辽朝《礼典》三卷。这正是以后耶律俨所修《礼志》的蓝本。萧韩家奴的史学贡献还在于奉诏将汉文典籍译成契丹文。为了想让皇帝知古今成败，以史为鉴，翻译了《通历》、《贞观政要》、《五代史》供皇帝阅览。为中原汉族文化在契丹族人中的传播，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此外，萧韩家奴还撰有《六义集》十二卷。
(二)耶律庶成修撰《实录》和《律令》
耶律庶成，字喜隐，小字陈六，辽中后期人，契丹皇族季父房(剌葛)之后裔，幼好学，读书过目不忘，契丹族史学家。《辽史·耶律庶成传》称其善契丹、汉文字。重熙初，补排印郎君，累迁枢密直学士。他与萧韩家奴同时被擢升为翰林都林牙，共同承担编修国史，并为兴宗起居撰写《实录》。又与萧韩家奴同修《辽国上世事迹及诸帝实录》及《礼典》等，这些均为元代史臣修《辽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此外，耶律庶成还与枢密副使萧德共同修订了《律令》，他们“参酌古今，刊正讹谬”，修成《律令》以进，兴宗“览而善之”(《辽史·耶律庶成传》)。
耶律谷欲，字休坚，辽六部院人，契丹族史学家。圣宗统和(983年—1012年)中为本部太保而累官至南院大王。兴宗时，“命为诗友，数问治要，多所匡建”(《辽史·耶律谷欲传》)。他又“奉诏与林牙耶律庶成、萧韩家奴编《辽国上世事迹及诸帝实录》，未成而卒，年九十”(同上)。
(三)耶律孟简撰七帝《实录》
耶律孟简，字复易，契丹于越屋质之五世孙，少颖悟，六岁赋《晓天星月诗》，其父大奇，既长，以善属文称于当世，是契丹族著名史学家。孟简命运多舛。辽道宗大康(1075—1084年)初，佞臣耶律乙辛“以奸险窃权，”势震中外。孟简为其“潜害”，长期流放于外。大康中，“始归乡里”。他虽逆境多年，然不忘国史，放还后便开始了其修史的生涯，他向道宗上《乞修国史表》说：“本朝之兴，凡二百年，宜有国史以垂后世。”他先编撰“耶律曷鲁、屋质、休哥三人行事以进”(《辽史·耶律孟简传》)。这即是《续文献通考》中所著录的耶律孟简《辽三臣行事》。后来又置局编修国史，成为专职史官。正如杨树森先生所指出，耶律孟简所修的“国史”即辽道宗大安元年(1085年)十一月，史臣进太祖以下七帝《实录》的记事，其理由有四：其一，太祖以下至兴宗正好是七帝；其二，自唐初以来，继承之君必敕史臣撰修前代皇帝的实录，已成为定制。道宗朝修前代兴宗朝实录，也合修史制度；其三，从时间上完全符合；其四，契丹的“国史”和“实录”是相通的，不仅在此之前契丹国史院所修主要都是“实录”，而在此后耶律俨所修的“实录”，实际上就是“辽史”。耶律孟简之所以把所撰七帝《实录》称为“以垂后世”的“国史”，说明它与以前所修“实录”是有所不同的。这个不同，就是经过他续修、改写、编纂，很可能在体例上有所发展，为耶律俨修史提供了条件。[2]
(四)耶律俨修《辽史》
耶律俨，字若思，析津府(今北京市)人。本姓李，其父仲禧本为在辽做官的汉人。道宗清宁六年(1060年)受赐国姓耶律氏。耶律俨“好学，有诗名，登咸雍进士第，大康初，官将作监，累迁大理少卿，景州刺史、御史中丞、同知宣徽院事、提点大理寺、参知政事、枢密院事及监修国史”。他才华横溢、颇有文才，是辽著名史学家，乾统元年(1101年)曾撰写《道宗皇帝哀册》。乾统三年(1103年)十一月，耶律俨又奉诏纂修《太祖诸帝实录》(《辽史·耶律俨传》)，他还一度负责国史院工作，一度为专职史官。此间，他率众史官，除修《道宗实录》外，还将前人修撰的道宗以前的诸帝“实录”进行修改、补写。尤其是耶律孟简所修的《实录》加以吸收，编订成书，是为《皇朝实录》共七十卷。后人称之为耶律俨《实录》，这部《实录》便是后来元人编写纪传体《辽史》的基础。从今本《辽史》可以考见，耶律俨《实录》已经包括了纪、志、表、传等部分。因而元人称耶律俨《实录》也叫《辽史》。正如《辽史·耶律俨传》论赞曰：“俨以俊才莅政，所至有能誉；纂述辽史，具一代治乱，亦云勤矣。”
(五)辽代汉人史家室
、邢抱朴、马得臣和王鼎
辽代汉人史家除耶律(李)俨外，尚有室
、邢抱朴、马得臣和王鼎值得提及。室
，字梦奇，辽代南京(今北京)人，自幼恭谨朴素，勤奋好学，闭门读书20年，足不出户，学业精进，会同初年，登进士第，初任卢龙巡捕官，辽景宗时迁工部尚书，拜枢密使，兼北府宰相，加同政事门下平章事，监修国史。数被景宗召见，延问古今治乱得失，
应对如流，甚得赞许。辽圣宗统和六年(983年)，他向契丹皇帝进《尚书·元逸篇》以谏，承天皇太后闻而嘉奖。大约于统和四年(986年)，他与邢抱朴共同撰修过辽代历朝实录。
邢抱朴，应州(今山西应县)人，他幼颖悟，好学博古，以儒术名显当时。辽景宗保宁初(969年)，为政事舍人，知制诰，累迁翰林学士，加礼部侍郎，又迁翰林学士承旨。其史学成就主要是与室
同修辽历朝《实录》，于统和九年(991年)正月成书，共二十卷，上表进于朝廷，深得圣宗的嘉奖，赐帛600匹(《辽史·邢抱朴传》)。这部书，包括太祖、太宗、世宗、穆宗、景宗五朝《实录》，由于此书是在圣宗统和年间修成，故又称《统和实录》，明朝人黄虞稷《金陵黄氏书目》有著录。[3]
马得臣，辽南京人，好学博古，善属文，尤长于诗，不仅是文学家，也是一位善于征引的史学家。辽景宗时，历任政事舍人、翰林学士、以南京副留守，复拜翰林学士承旨。圣宗即位，又兼侍读学士。为了辅导耶律隆绪阅读唐高祖、太宗、玄宗三《纪》，他节录其中可效法为楷模的事迹，修成《唐三帝行事录》上进，乃兼谏议大夫、知宣徽院事，又以唐代贞观开元的故事上书作有针对性的规谏。如以“二帝耽玩经史，数引公卿讲学，至于日昃”的故事，规劝圣宗不仅要“游心典籍，分解章句”，尤要研究经史中的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并联系实际而“笃行之”。另如以“太宗射豕，唐俭谏之；玄宗臂鹰，韩休言之”的故事规劝圣宗“以球马为乐”有“三不宜”，而“不避斧
”冒死上言。书秦之后，“帝嘉叹良久”(《辽史·马得臣传》)。
王师儒，字通夫，范阳人，“生而其性孝谨，少以种学绩文业其家”，[4]
博学善词令。辽道宗时重臣，屡有升迁。平生为官甚多。咸雍二年(1066年)擢进士丙科，特授将仕郎。历官太子洗马、儒林郎、直史馆，加尚书比部员外郎，充史馆修撰。后迁将作少监、知尚书吏部铨。未几，改授堂后官，仍充史馆修撰。大康九年(1083年)冬，以太常少卿乾文阁待制为燕国王延禧伴读(《辽史·道宗纪》)，旋加知制诰。大安二年(1086年)正月，召知入内廷讲《五经》大义。三年(1087年)加谏议大夫，迁给事中，改翰林侍读学士，加大中大夫。五年(1089年)拜翰林学士，签诸行宫都部署，兼枢密直学士。八年(1092年)，加尚书刑部侍郎，授枢密副使。阶升荣禄大夫、爵封开国公。十年(1094年)，改授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仍加散骑常侍，特赐佐理功臣。寿昌(1095—1101年)初，超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再知枢密副使，签中书省事。向未十数年，清资要职连至九迁，是上意方图柄用。寿昌六年(1100年)改授宣政殿大学士，判史馆事，依前伴读燕国王。[5]师儒以真道、纯德、懿文、朴学受知于道宗，深得器重，“每豫游闲，逢宴会，入宿阁夜饮，召亲信者侍坐，则公(师儒)必与焉”。道宗尝“命公进酒及索歌以佐之，公止赋诗代唱，御览无不称善”。师儒“上为天子辅，次为王者师，不四十年历儒官，游政府”，建树甚多。自咸雍六年(1070年)直史馆，至寿昌六年(1100年)以枢密副使监修国史，前后30年，一直兼史馆职参与修史。“及任宣政殿大学士判史馆事，编修所申：‘国史已绝笔，宰相耶律俨奏：国史非经大手笔刊定，不能信后，拟公再加笔削’上从之”。[6]可见，耶律俨所撰《辽史》，最后是经王师儒这位大手笔审阅刊定的。[7]
王鼎，字虚仲，涿州(今河北涿县)人，“幼好学”、“博通经史”(《辽史·王鼎传》)。道宗清宁五年(1059年)，擢进士第，调易州(今河北易县)观察判官，改涞水县令，累迁翰林学士，当代典章多出其手。曾上书言治国之道，道宗以其通达政体，事多咨访(《辽史·文学传下》)。大安五年(1089年)改朝议大夫、乾文阁直学士、知制诰，赐紫。七年，增充史馆修撰、骑都尉、大原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王鼎为人“正直不阿，人有过，必面诋之”。寿昌初年，升观书殿学士，因“醉与客忤，怨上不知己”而获罪，流放镇州(又名可敦城，今蒙古鄂尔浑河上游)。王鼎曾任史官，一生最大的史学成就是他在流放期间写成的史学名著《焚椒录》，前已述及。此书虽非官书，却是一篇翔实的信史。他在《焚椒录序》中阐述了撰写此书的时间、环境、心情、目的及史实来源的真实性等。显然，王鼎写作《焚椒录》的目的在于为宣懿皇后辨诬。
总观契丹辽朝史学成就突出，并具有明显的三个特点：一是辽代的史学继承了我国古代史家直笔修史的优良传统；二是辽代的史学反映了辽、宋、金、元时期的时代特点；三是辽代的史学反映了契丹族尊重女性的传统习俗。[8]
注文：
[1] 朱子方：《辽朝的历史学家及其史学思想》，《辽海文物学刊》1995年第1期。
[2] 朱子方：《辽朝的历史学家及其史学思想》，《辽海文物学刊》1995年第1期。
[3] 见《辽史拾遗》卷十六。
[4] 南
：《王师儒墓志铭》，《全辽文》卷十。
[5] [6]南
：《王师儒墓铭志》，《全辽文》卷十。
[7] 朱子方：《辽朝的历史学家及其史学思想》，《辽海文物学刊》1995年第1期。
[8] 杨树森：《辽代史学述略》，《辽金史论集》第3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7月版，第197～200页。
网页编辑：邵宝华
内容把关：白嘎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