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官修史书十分丰富，建立了许多与修史有关的常设机构，其中著名的有明史馆、国史馆、实录馆、玉牒馆、方略馆、三通馆、起居注馆、武英殿修书处以及四库全书馆等等，可谓集历代修史机构之大成，终于修成了许多大部头的历史典籍，为后世留下了极为丰富的历史资料。
(一)明史馆
明史馆，设立于顺
治二年(1645年)，是清朝最早设立的专门修明史的常设机构，也是满洲贵族为了总结明亡教训，重视历史修纂工作的一个最生动的体现。清康熙十七年(1678年)举行博学鸿词科，康熙命令亲官和各省督抚荐举143人，次年，考试诗赋，录取彭
孙、朱彝尊、汤斌等50人，授为翰林官，入明史馆撰修《明史》。明史馆的存在是有时间性的，前后共95年，至乾隆四年(1739年)修成《明史》(332卷)付印后裁撤的。所修《明史》内容翔实而丰富，体例严谨而科学，质量超过以往许多官修正史。虽然其修纂者多为汉族文人，主要是万斯同等，但是其内容、体例却完全是遵照满洲贵族统治者的意愿而行。明史馆内史官有：总裁，如张玉书、王鸿绪、张廷玉等人均担任过此职。其下有诸多具体编撰人员，多为入阁翰林担任。
(二)国史馆
国史馆，成立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其职责是专修清朝国史，纂修帝王本纪、满、汉大臣传记、传记长编等，积累了许多宝贵的史料。据《清史稿·职官志二》载，清代国史馆所设史官有：总裁，为修史总管(特简，无定员)，掌修国史；清文总校1人；提调，满洲、蒙古、汉人各2人；总纂，满洲4人、蒙古2人、汉人6人；纂修、协修无定员；校对、满、汉俱各8人。光绪帝执政后(1875年)又增置笔削员10人。
(三)实录馆
实录馆，清朝专修历朝实录的修史机构。早在入关前的盛京时期即已开始修纂实录。不过尚无专门机构。定鼎北京之后，设立专门机构实录馆，修纂实录，并形成制度。实录馆隶属于翰林院管辖，其史官由侍读学士任之。据《清史稿·职官志二》载：“侍读学士以下掌撰著记载。祭先郊庙神祗，撰拟祝文。恭上徽号、册立、册封，撰拟册文、宝文及赐内外文武官祭文、碑文。南书房侍直，尚书房教习，咸与其选。修实录、史志、充提调、总纂、纂修、协修等官”。侍读学士“初以内院学士为之”。康熙六年(1667年)以后，又增尚书、侍郎、内阁学士充任，是为大教习。
(四)玉牒馆
玉牒馆是清代统治者专修《宗室玉牒》，即皇家族谱的机构。此机构设于清初，从顺治十八年(1661年)开始修撰玉牒，以后每10年续修一次，形成制度，并严格遵守，直到清朝更亡。故有清一代爱新觉罗氏之家族谱系，人员状况十分清楚完备。
(五)方略馆
方略馆是清代统治者专门记录重大战事始末及重要事件而设立的修史机构。自康熙年间开始，每年重大战事结束之后，康熙帝便敕令设馆修书，以记其始末原尾，称之曰“方略”或“纪略”。不过，此时尚未正式设馆，归军机处管辖，与国史馆并立。不过每次“方略”撰毕，即行撤馆。然而，由于有清一代战事、大事较多，故该馆便屡撤屡建，形同常设。方略馆内官员由总裁、副总裁、提调、修纂等人员构成，其中，总裁由军机大臣兼任。提调，有满、汉各1人，以军机章京兼任。纂修9人，其中满洲族3人，汉族6人，此外还有校对数人，无定员。[1]
(六)三通馆
三通馆，清代乾隆年间，满洲贵族专为修纂汇集自古至今的经济政治制度的大部头政书而设立的修史机构，共修成《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及《皇(清)朝通典》、《皇(清)朝通志》、《皇(清)朝文献通考》等6部大书，总计1
566卷。这些书既有历史纪事，又有现实内容，将以往开创体例的“三通”连贯起来成为“九通”。此外，清朝自康熙至光绪朝共5次敕令修纂《大清会典》，也由该馆负责，它是以官统事，以事录官，叙述有清一代的典章制度及其沿革变化，堪为重要的历史典籍。
(七)起居注馆
起居注馆，清代满洲贵族在朝廷设立的修史机构，是负责专门记录帝王言行的册籍，这种制度由来已久，早在清入关前，满洲贵族统治者就已开始设史官记录帝王言行，不过正式设立专门机构则是在清定鼎北京后的康熙九年(1670年)。所设起居注馆内史官为：“日讲起居注官，满洲十人，汉十有二人。主事，满洲二人，汉一人(以科甲出身者充之)。笔帖式，满洲十有四人，汉军二人”(《清史稿·职官志二》)。
(八)武英殿修书处
武英殿修书处，隶于内务府，曾印制大量图书典籍，其校勘刻印精良，清官修的各类政书、方略以及二十二史(实即二十四史)等均由其印出，号称为殿版(本)，对历史典籍的保存和流传曾起过积极的作用。
(九)四库全书馆
四库全书馆，创设于乾隆四十年(1775年)，也是清代满洲贵族的修史机构之一。该馆对中国历史上所有典籍都进行了一次大清理，最后辑成我国历史上最大的丛书——《四库全书》。虽然由于政治的原因销毁并删改了不少图书，但总体说来，它还是整理和保存了大量的典籍，其作用和意义是重大的。
除了上述这些官方修史机构之外，清朝皇帝为纂修某一部书还经常敕令组成临时机构修书，其中修纂了不少历史典籍，主要有《满洲源流考》、《八旗满洲氏族通谱》、《皇清职贡图》、《皇舆西域图志》、《日下旧闻考》、《盛京通志》等。尤其值得提出的是康熙十二年(1673年)，玄烨帝明令全国各地纂修地方史志，从而使全国修志工作全面铺开并形成制度，其成就巨大。这些史志为人们从事各种研究提供了极为有用的史料。
注解：
[1] 《清史稿·职官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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