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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六十年，教师形象“变形记”
按照著名分析教育哲学家谢弗勒的见解，人们往往使用三类语言讨论教育问题，即定义性陈述、口号性陈述与隐喻性陈述。对于学校教育活动积极参与者的教师，人们同样以隐喻的方式给予了他们极大的关注。“教师是蜡烛”，“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园丁”，是其中较为著名和典型的陈述。但最近，教师也变成了“老板”、“砖家”……这些隐喻性陈述背后隐藏着怎样深刻的含义，我们将对此作一番剖析。
50年代:灯塔
五十年代的老师有如灯塔 给一方水土带来了亮光
建国初期的中国经济状况还是极其匮乏的，很多老师每个月只赚几块钱的薪水，福建师大附中退休教师李昭猷说，当初攒了一整年的钱，只够春节回家探亲一次的花费。很多老师的工作是又穷又累，每天写板书被粉笔屑困扰还容易得肺病。那个时代还流行扫盲，梁婉娜老师每天下课后，都要参加义务扫盲工作，给当地不识字的妇女、群众讲两个小时的扫盲课。即便如此艰辛，他们的内心却是丰富的，仅仅一个印着“育人光荣”的破铁桶，便是全部的精神寄托，全国闻名的模范教师史瑞芬还有幸和毛泽东主席共进晚餐，那在当时可是莫大的荣誉。可就是这些穷困潦倒、却满腹学问的新中国的第一批教师，给当地的建设、发展带来了光亮，也是他们的努力，培养出来一批又一批的国家栋梁。
60-70年代:夜壶
六七十年代的老师臭得像夜壶 恨不得每人啐它一口
臭老九，最早见于清嘉庆年间，但流传不广。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随“文革”之风狂起，臭老九其名远扬。全国各地造反派大做文章，一大批知识分子日夜遭殃，有的甚至命丧黄泉……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臭老九大多恢复名誉，重新走上新的岗位，为祖国做贡献。
据说，臭老九的提法并不是毛泽东提出来的，而是历史形成的民间说法。
从建国初期开始，就有“地（主）、富（农）、反（革命）、坏（人）、右（派）”的说法，这五类人属于专政、改造的对象。而文革开始后，又有“叛徒、特务、走资派”也成为专政、改造的对象。随着文革的深入，知识分子也成为改造对象。从而知识分子排在了“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的第九位，加上当时公认知识分子爱摆“臭架子”，所以就把知识分子称为“臭老九”了。
解放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后有极“左”思想的人把知识分子排在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特务、叛徒、走资派的后面，名列第九。流入民间，对知识分子谑称“臭老九”。
季羡林先生曾经就身历了这段“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最野蛮、最残暴、最愚昧和荒谬的历史”，季老先生说“那段时间之后，见了人，我是口欲张而嗫嚅，足欲行而趑趄。我几乎成了一具行尸走肉，是那段历史将我‘异化’为一个‘非人’”。
在那段时光中，还有很多人都和季老一样，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教授徐泽强先生，当初的一段姻缘也是因为这段历史被一句“宁可嫁给鸡和狗，也不会嫁臭老九”生生拆散了。“在那个时代，好事从来轮不到你，坏事却首当其冲地撞向你，从来总是低人一等、抬不起头做人，连找个对象都是那么的困难。”徐老最后用这句话总结了60年代做教师的那段生活。
80年代:蜡烛
教师节让教师完成了从“臭老九”到英雄的蜕变
1985年，新中国第一个教师节诞生了。
“臭老九”是一个久违了的名词，如今的年轻人恐怕只能从历史课本和上代人的回忆中寻找这份记忆了。
“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和中华全国总工会把5月1日国际劳动节也作为教师节”的震撼力永远没有“1985年1月21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作出决议，将每年的9月10日定为教师节”巨大，从那时起，很多老教师突然感到自己不仅仅是一个“人”了，而且是一个“高尚的人”了。
春蚕、蜡烛再度被人们记起，奉献、付出从此重新成为主流。我们感谢那个时代，是那个时代把一批人从社会底层救起，让他们完成了由“臭老九”到英雄的蜕变。
那时的老师赢得了对他们来说前所未有的尊重，听那首熟悉的歌：
静静的深夜群星在闪耀，老师的房间彻夜明亮。每当我轻轻走过您窗前，明亮的灯光照耀我心房。 啊，每当想起您，敬爱的好老师，一阵阵暖流心中激荡。培育新一代辛勤的园丁，今天深夜啊灯光仍在亮，呕心沥血您在写教材，高大的身影映在您窗上。
这熟悉的旋律，一直唱到如今。
90年代:弄潮儿
九十年代的老师们耐不住寂寞 纷纷辞职“下海”
九十年代的老师一方面受到传统教育观的影响，一方面又面对经济大浪潮的种种诱惑，在经济浪潮与教育观念的夹缝中发展。自从恢复高考以后，老师的地位在不断提高，因此许多人都认为当老师不仅受人尊敬，而且工作稳定、收入正常。但同时，许多下海经商的人，功成名就，收入远高于老师，使一些老师耐不住寂寞，纷纷辞职“下海”。
新世纪:妖魔化
新世纪逐渐妖魔化的教师 走下神坛幻化出各种形态
老师打人、老师罚跪、针刺学生……一个个触目惊心的字眼让老师俨然成了十恶不赦的“大魔头”。
“尊师重教”作为一句口号已经家喻户晓，教育也被国家列入优先发展的行业，但是教师在社会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并没有得到理性的评价。在猛烈的舆论攻伐中，公众实际上对教师采取了双重价值评价标准。
公众不能既希望中国教师和科研人员接受非洲的收入水平，又指望他们干出美国的科研成果；不能既默许他们赚取外快，又批评他们不务正业；不能既要求他们坚守清贫，又要求他们承受现实生活的压力。公众对教师在道德上的过高期望与政府对教育行业的优先发展战略显然是有罅隙的，甚至可以说是矛盾的。
从经济学的角度讲，教师的道德要求和物质报酬是激励不相容的。换言之，权利与责任应该对等。教育是一个特殊的行业，教师对教育的投入和产出都是难以监督的，而且教育本身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因此，如果对教师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最终付出代价的还是整个社会。
当“教师”一词不再被光环所围绕，当有网友在网上建“老师都去死”小组，当教师成了家长的“眼中钉肉中刺”，“教师”这个词儿全然被彻头彻尾的“妖魔化”了。老师不是神圣伟大、高人一等的，但也不应该是被妖魔化的：他们是平常人，他们努力工作，好好生活。教师节到了，他们不想要鲜花、不想要消费卡、不想要豪华车，要的就是一份“理解”。
上述五个时代的隐喻不仅生动反映了不同时期的教师形象，而且为我们勾勒出了一条教师形象变迁的清晰轨迹。如果单单停留在语词层面上，也许我们的分析有牵强附会的地方，但如果深入到话语和语用的层面上，我们就会看到这些隐喻实际上已经影响了社会对教师这一职业的期望和教师自身的工作实践，迫使我们对“教师的形象究竟应该是怎么样的？”“教师的作用究竟是什么？”等一系列问题进行联想、反思与质疑。
（摘自《内蒙古教育》2012综合版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