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上述各个文化系统中心，可以概括如下：
1.每个文化系统中的相近两期，物质文化非常相似，表明了文化上的连续性。而间隔较远的两期，物质文化变化显著，表明了文化上的差异性。这种连续性和差异性是每个文化系统从低级到高级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必然结果。
2.各个文化系统都各有自
己的内涵和个性，不能互相拼合，相邻的两个文化系统，固然互见影响的痕迹，但是从整体上看，还是完全不同的各自独立发展的文化系统。
3.各个文化系统，都有明确的分布地域，在每个地域之内只有一个文化系统，而没有并存的另外文化系统，所以这些文化系统中心，是居住在这个中心的部族文化的反映，亦即居住于某一地域的某一部族所创造的物质文化。
4.这七个文化系统中心，只代表黄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部分地区的现象，今后全国其他广大地域随着考古材料的积累，将会有更多的文化系统中心出现。
如此可以证明中国从旧石器时代晚期经过中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是连续发展的。而这种连续发展又是在我国辽阔的土地上广泛展开的。当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经过长期的孕育和各自所具备的特点，形成了若干个文化系统中心。这若干个文化系统中心，就是我国若干个部族文化连续发展的结果。因此多中心的发展是我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实际，也是我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规律。遵照这种实际，归纳并提出多中心发展论，是有依据的。那种认为从一个地点起源然后向四方传播的理论，是不符合实际的，也是没有依据的。
二
中国新石器时代的若干文化系统，并不是按同样速度发展的，也不是按同样水平发展的。而是发展有快有慢，水平有高有低，其中不平衡规律的支配，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在前述的七个文化系统中，其发展最快、水平最高的仍然是黄河中下游豫西晋南的庙底沟文化系统，这个文化系统到了王湾三期，登封王城岗的灰坑中已经发现了残铜片，郑州董砦出土了指甲大小的方铜片［58］，牛砦也发现了冶铜的迹象。这些都证明到了王湾三期，已经出现了铜器，生产力有了新的提高。特别是进一步发展到二里头文化时期，它的时间经过碳14测定(半衰期5730年)，ZK680距今3915±150年(1965年B.C)、ZK285距今3555±
80年(1605年B.C)，与夏代纪年公元前21~16世纪相吻合。因此二里头文化，是探索夏文化的对象，是探讨国家起源的对象［59］，也是探讨中国文明起源的对象［60］。
1.二里头文化进入了青铜时代，生产力有了新的飞跃，相当二里头一期的煤山二期，发现了冶铜坩埚片，东下冯早期灰坑内，出土了铜渣、铜斧和石范、陶范，二里头三期有铜渣、坩埚片和陶范，并发现了铜锥、铜刀、铜凿、铜锛、铜鱼钩、铜镞、铜戈、铜戚、铜爵和铜铃［61］，呈现了清新的青铜文明。
2.冶铜等新的劳动部门出现以后，社会上发生了第二次大分工，二里头大片铜器铸造场，表明出现了冶铸业；大量的骨料和骨器半成品，表明出现了制骨业；若干觚、爵、盉等酒器的出土，表明出现了酿酒业。这些都说明手工业已脱离农业而出现。
3.二里头的贝、石贝、骨贝的出土，表明从以物易物开始了货币流通，出现了商人阶层。
4.二里头出土的戚、戈、镞各种长兵器和短兵器，表明已经出现了军队。
5.二里头出土的东西长108米、南北宽100米的廊庑迥环、殿顶四阿，包括堂、庑、门、庭在内的大宫殿址，表明王者已经出现，国家已经出现，都市已经出现。
6.陶器上的各种文字符号，更是跨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