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宗教历史形态学的观点看，由“自然宗教”到“人为宗教”是一次大的飞跃，它表明原始的宗教形态已渐消退，人为的因素上升到主要地位，也就是说，“人为宗教”的出现，主要是基于社会原因，而不是纯粹对自然的恐惧与崇拜。从“部落宗教”到“民族宗教”又是一次飞跃，它在一个较大范围把信仰统一起来。而从“民
族宗教”到“世界宗教”更是一次巨大飞跃，它突破了民族的狭隘观念和国家的政治疆域，不因国家、民族的存亡决定它的命运，可以在世界上许多地方找到适合它生存、发展的土壤。
不要认为宗教是“傻子遇着了骗子”，事实上，能在世界上广为传播的宗教，都有深刻的社会根源，由社会原因导致的种种困惑与不解，正是宗教得以生存、发展的广阔空间。在这一层面上讲，世界宗教所关心的，已经不是一小群人及其周围的环境，也不仅仅是某个氏族、部落、民族和国家生死攸关的人和事，而是整个世界，整个人类。具有世界性的宗教，其教义都饱含人生哲理，包括对人生现实的态度，对痛苦与烦恼的解脱，对“内在生命”的净化，对“人生终极”的关怀，对“彼岸世界”的追求等等。人们常说宗教是“统治工具”，这当然是不会错的，因为，宗教信仰的确是进行统治的一种重要手段。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要重视的是，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它给被欺压、受凌辱者一种“安慰”和“希望”，虽然死后未必进入“天堂”，但起码不致于完全绝望。正是这种原因，世界宗教既得到统治者支持，又为一般人所接受，特别是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人民，更渴望宗教使他们获得解脱。
世界三大宗教都产生于亚洲，决非偶然，这与它深厚的文化底蕴有直接关系。宗教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它植根于既往的文明，而世界宗教只能在那些具有世界意义的高文化区产生，譬如印度和地中海。希伯来的宗教，若不与希腊、罗马文化结合，决不可能产生基督教这样的世界宗教，充其量像犹太教那样。同样道理，佛教与印度文化结合，伊斯兰教与阿拉伯文化结合，才能取得走向世界的通行证，否则就走不出国门。世界宗教与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化相依傍，以这种文化作依托才能走向世界，并以宗教为媒介把这些文化传到世界各地。在这里，哲学思想是重要的，没有较深的哲理，就不可能把信仰上升到“理性”的高度，因而也不可能使人心悦诚服。宗教具有使人“感而化之”的潜在力量，关键在于潜移默化，所以需要文学艺术，需要许多感人的故事，没有文化品位是不能产生魅力的。因为这些古老文化都包含科学知识，如天文、历法、数学、医学、工艺、历史、地理之类，所以，在这里科学与宗教杂糅，自然科学往往被包裹在宗教信仰之中，因此，简单地把宗教与迷信等同，把宗教与科学对立的看法是不公允的。事实上，这几种古老文化能够传遍世界，在某种意义上讲，宗教的推动力是伟大的。
佛教最先兴起，它产生于公元前五世纪的古印度。印度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既有丰厚的文化土壤，又是一个宗教意识浓厚的地方。佛教产生于等级森严的“种姓”社会，它以反对维护“种姓”制度的婆罗门教而登上历史舞台，赢得了许多人的心。在婆罗门与非婆罗门的剧烈斗争中，思想异常活跃，产生了婆罗门“正统六宗”和众多的反婆罗门“沙门思潮”；佛教就孕育在这种哲学昌明的环境里。佛教哲学偏重于社会人生，它以“苦”为出发点，要求人民面对惨淡的现实，把生、老、病、死以及爱、憎、别离、贪欲都看成是一个苦难的历程，进而探求“苦”的根源，反复论证事物的因缘关系，从而劝告人们行“八正道”而进入不生不灭、无忧无虑的“涅”境界。印度的哲学，逻辑学(因明)、禅定的思维方式都进入佛教，印度的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也被吸收进来，佛教的“五明”(内明、因明、声明、医方明和工巧明)就是这种结晶。有了对人类命运的关怀，有了印度文化的支撑，佛教终于走出印度走向世界。
佛教文化圈的根源在印度，但它的扩散却影响整个亚洲。八世纪后印度佛教衰落，而这个文化圈的中心转向中国和东南亚。对中国文化影响最深的莫过于印度文化，它以佛教为先导，把中国与印度两大文明古国联系起来，同时把印度人的智慧带到中国，与中国人的智慧碰撞出耀眼的火花。在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大乘佛教与中国社会和汉文化结合产生了汉传佛教，对中国的哲学、宗教、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建筑、科技乃至民俗产生了深远影响。以后，汉传佛教又把中国文化带到朝鲜、日本、越南及其他地方。在这里，佛教文化圈与汉字文化圈有所重叠，或者说汉字文化圈中加进了若干印度文化因素。密宗与藏传佛教(喇嘛教)对西藏社会和文化有极深的影响，并扩散到青海、甘肃、四川、云南藏区及蒙古、中亚、不丹、尼泊尔和锡金。小乘佛教与东南亚文化结合形成南传上座部佛教，把印度文化传到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等国。同时，还要看到，中亚、中国的“西域”、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在历史上也曾是佛教盛行一时的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