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大世界的对垒与文明扩展的“酵母”作用

    在人类历史上，曾经长期存在过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或文化模式——农耕与游牧。从新石器时期末叶一直到公元15、16世纪的漫长历史过程中，这种生活方式的分野导致了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之间

　　不同的生活方式导致了不同的文化特性和社会制度。相对而言，游牧民族骁勇强悍、性情凶野，长期的简朴生活使其顽固地保持着传统的氏族公社制度，迁徙不居的游牧习性则使得这些民族喜好马背上的营生（劫掠）而不耐耕作之苦。据《史记·匈奴列传》载：匈奴“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以食。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罗马杰出的历史学家塔西陀在描述日耳曼游牧者的生活习性时说道：“要想劝他们像向敌人挑战和赢得创伤那样地去耕种土地和等待一年的收成，那是很困难的。而且他们还觉得：可以用流血的方式获取的东西，如果以流汗的方式得之，未免太文弱无能了。”^［1］游徙不定的生活方式极大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文明的发生，许多游牧民族的文明化历程基本上是以一种“人赘”的方式而实现的，即剽悍的游牧民族在入侵农耕世界的过程中反过来被后者的文明生活方式所征服和同化。

　　相形之下，农耕民族则要显得文静柔弱得多，其生活方式也较为稳定和有规律性，“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王世纪·击壤之歌》）。农耕民族长期维持着一种以农为本、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安土重迁，彼此隔绝，具有极其狭隘的地方性特点。然而另一方面，定居的农耕生产方式却比迁徙的游牧生产方式创造出更为丰盛的生活资料，从而使一部分社会成员有可能从基本的生存劳作中解脱出来，去从事冶炼、建筑、水利灌溉、商业贸易、社会管理、宗教祭祀以及其他各种文化活动。人类最初的几个文明(即汤因比所说的“亲代文明”)都是从定居的农耕世界的文化土壤中萌生和发展起来的，至于后来出现的形形色色的子代文明，则都是在这些亲代文明的基础上通过与游牧入侵者的文化“杂交”而衍生出来的。在15、16世纪以前，农耕世界在游牧世界面前基本上处于守势，时常受到强悍的游牧民族的威胁和冲击。但是，从长远历史的角度来看，农耕世界却具有一种强大而潜在的文化势能，每当遭到游牧民族的武力入侵时，被征服了的农耕文明往往能够发挥出以柔克刚的文化势能，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销蚀掉野蛮入侵者身上的暴戾之气，使征服者反过来成为先进文化的被征服者。 

　　在公元前2000纪中叶以前，人类的几个亲代文明(爱琴文明、尼罗河流域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和中国黄河流域文明)均分布在北回归线到北纬35度左右的狭长地带上。这个狭长地带由于雨水充沛、气候适宜，因此成为孕育农耕文明的温床。这5个古老的农耕文明所占的地域非常有限，它们由西向东一线摆开，集中地分布在大约十几个纬度的范围内。在这条狭长地带的南面，多为荒芜的沙漠和宽阔的海洋；而在其北面的欧亚大草原上，则生活着许多追逐水草而生的游牧民族。“在亚欧大陆，宜于农耕的地带基本偏南，……宜于游牧的地带基本偏北，几乎和农耕地带平行，东起自西伯利亚，经我国的东北、蒙古、中亚、咸海里海之北、高加索、南俄罗斯，直到欧洲东境，也是自东而西，横亘于亚欧大陆的居中地带”^［2］，从而形成了南农北牧、南富北穷的两大世界之间的长期对垒。 从地域范围上来看，农耕世界如同文明的“酵母”，被包围在游牧世界的巨大“面团”之中。随着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之间的接触、冲突和融合，这些文明的“酵母”开始“发酵”。这个“发酵”过程是借助野蛮剽悍的游牧民族的入侵而实现的——游牧民族以暴力方式征服农耕世界，然后在漫长的和平时期里反过来被农耕世界的先进文化所征服，从而逐渐实现其自身的文明化过程。文明的这种“发酵”过程呈现为时空坐标上的运动轨迹：一方面是文明在地域上的扩大，另一方面则是文明在形态上的更迭。文明范围在空间坐标上的蔓延扩散过程的同时，也就是文明形态在时间坐标上的更迭嬗变过程。通过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之间的双向征服活动(即游牧民族对农耕文明的暴力征服和农耕文明对游牧民族的文化征服)，一方面打破了各民族之间相互隔绝和孤立的封闭状态，使人类生存活动的各个区域逐渐联结为一个彼此相关的整体，进而使得民族史和国别史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转化为统一的世界历史；另一方面则导致了亲—子代文明之间的更替嬗变，引发了许多文化新品种和新性状的产生，最终促成了历史自身的发展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