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云南对外贸易从短途接续式贸易，向马帮长途贩运式贸易发展。蜀、身毒道开辟初期，经济、文化交流和商品贸易是在西南夷诸部落之间相互经济交往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主要是短距离的以物易物一般商品的交换，是汉晋时期蜀
、身毒道上贸易的主流，而长距离贩运昂贵商品的国际贸易所占比例依然很小。南诏、大理时期，经济几百年的发展，不仅开辟了新的国际或出海通道，而且道路日益完善，路线清晰，馆舍驿站配备，为大队商进行大宗商品长途贩运提供了条件。如前所述，南诏通安南道、南诏通天竺道及大理国通广西邕州的出海道，在史书里都是日程记叙，各个站口地名清晰，很多以驿或馆舍命名，表明这些主要的对外交通干线已经开始设有驿馆站铺等供商旅住宿歇脚的设施。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六十七引杨佐入大理国《买马记》说：云南驿“驿前有里堠，题东至戎州，西至身毒，东南至交趾，东北至成都，北至大雪山，南至海上，悉著其道里之详”。大理国时期就有如像我们现在的公路铁路里程碑，把往身毒、交趾和海上各国的路线、里程标记得清清楚楚，可见当时的对外商业贸易交往频繁，长途贩运逐渐兴起。
在这样的条件下，以马为交通工具、马帮为组织形式的长途贩运式的商业贸易逐渐兴起。和志武先生说纳西先民“唐、宋时期与吐蕃及南诏、大理的贸易更加频繁，史称博易三千二百口的大羊，在纳西象形文《东巴经》中，也有‘聪本(藏商)马帮九弟兄，赶着九十九驮子来’的记述”[10]。象形文字《东巴经》的这个记载，明确地反映了唐宋时期云南各民族马帮的情况和马帮在南诏、大理国与吐番和内地贸易的情况。尽管云南对外交通线上山高谷深，河川纵横，瘴疠毒虫为祸商旅，但商人们依然赶着马帮，跋涉在崎岖山径，进行艰苦卓绝的长途国际贸易。当时南诏通天竺道是最繁荣的对外商道，“河赕贾”四海为家，活跃于这条交通线上为“客”经商，常常往返于高黎贡山、寻传及骠国、天竺间经商贸易，樊绰《云南志》卷二如是记载：“高黎贡山在永昌西，下临怒江。左右平川，谓之穹赕，汤浪加萌所居也。草木不枯，有瘴气。自永昌之越赕，途径此山，一驿在山之半，一驿在山之巅。朝济怒江登山，暮方到山顶。冬中山上积雪苦寒，夏秋又苦穹赕、汤浪毒暑酷热。河赕贾客在寻传羁离未还者为之谣曰：‘冬时欲归来，高黎共上雪。秋夏欲归来，无那穹赕热。春时欲归来，囊中络赂绝。’”河赕，指唐代西洱河地区，“河赕贾客”就是当年翻山越岭到骠国、天竺去经商贸易的大理商人；寻传即缅甸伊洛瓦底江东岸之打罗，南诏强盛时，“阁罗凤西开寻传，南通骠国”[11]，并在这里“刊木通道，造舟为梁”[12]，越赕是今腾冲，他们都是这条商路上的重要站口，过往商旅常常于此歇脚休整。高黎贡山和穹赕(怒江坝)是商路上的绝险之处。这首歌谣生动地再现了当年沿着古商道从事长途国际贩运贸易的商人艰辛经营、苦苦思乡、不得而归的沉重心情。无数商旅贾客在这条漫长的国际贸易线上写下了壮丽诗篇。
元明清以来，云南与缅甸的商业贸易交往加强。元初，马可波罗自永昌道入缅，在缅甸南部，他曾见到云南阿木州(通海)所产的马被赶到缅甸南部海滨，卖给印度人，成为当时一种极盛的贸易。随着元明两代对外贸易的扩大，云南人到缅甸做生意和侨居的越来越多，元明清时期，云南对外贸易对象发生了重大改变，出现了滇印贸易基本中断；滇越贸易不振；滇缅贸易急速发展、不断昌盛的特点。同时，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南方丝绸之路”上的对外贸易发展到了鼎盛。
滇缅边境上的各族人民“檐相邻而同井饮，籍虽两国之民，居处难分”[13]，经济贸易更是密不可分。元明清以来，云南的边民、内地移民乃至官吏都为同缅甸贸易的高额利润所驱动，趋之若鹜。弘治十三年(公元1500年)，巡抚云南监察御史谢朝宣上奏曰：“臣闻蛮莫等处，乃水路会通之地，夷方器用，咸自此出，货利之盛，非他方比。以故思录屡抚不退，况迩年以来，透漏边情，不止恭门暇和而已，又有江西、云南、大理逋逃之民多赴之，盖镇夷关巡检地职微势轻，不能禁治故也。云南官员，一差抚夷，即谋多赍违禁货物，往彼馈送互市。”[14]明代朱孟震的《西南夷风土记》写于16世纪，反映的却是明初以来滇缅贸易的繁荣情况，他特别指出“自孟密以上，山多宝，蛮莫以下，地饶五谷，当国初(指明朝初年)兵力盛时，翦荆僰为乐土，易鳞介以衣冠”，并且在孟密地区出现了“一日一小市，五日一大市”、“贾客云集”、“商贾辐辏”的盛况，又说：“江头城外有大明街，闽、广、江、蜀居货游艺数万，而三宣六慰被携者亦数万。”这是明代向云南大规模移民后，孟密设为安抚司的情况下，云南的经济开发开始向滇缅边境推进，在缅甸与云南经济交往最密切的地区率先得到了开发，促进了经济发展。可以说，14～16世纪，缅甸伊洛瓦底江东岸及上游经济带的开发，是滇缅贸易、经济交往的产物。
元明清时期缅甸商人也大量到云南贸易，明朝初年在昆明设“缅字馆”，它的任务主要是接待缅甸朝贡使团、培养缅语翻译人才，而且还包括接待来云南贸易的缅甸商人。缅甸商人来到昆明，先到“缅字馆”，通过翻译再与云南商人贸易[15]。进入清代，滇缅贸易的势头有增无减。首先，跟随永历帝入缅的兵众随从，流落于滇缅边境一带，或垦殖开荒，或开矿冶铸，云南内地缺乏土地的农民也纷纷前往开矿，在这一时期滇缅经济交往中的作用尤其重要，在滇缅经济交往发展过程中，还有大量的云南人往来于滇缅之间，不少人流落、定居于缅甸。18世纪末在缅甸的华侨已不下60000人[16]，缅甸南部多为闽、粤等地从海路来的华侨，而北部则多为从云南进入的滇人，除从事商业外，还有很多人从事宝石矿、银矿的开采和棉花的种植，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带到缅甸。在上缅甸阿瓦、八莫、孟拱等城市和矿区形成了以滇人为主的聚居街区，有的称为“德由谬”(即中国城)，为滇缅经济交往闯出了一条矿业开发和农业开发的新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