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与伊洛瓦底江的大宗贸易正是在这个时期开始兴起。云南从缅甸输入的大宗商品，主要为产自伊江中游的棉花，上游的玉石，甚至有了下游的鱼盐，云南从食盐输出变成了海盐输入。此时云南已成为逐渐形成中的全国大市场组成部
分，云南输出的商品，除了滇产的各种商品外，还汇集了四川、湖广的生丝、铁器、铜具等，中国内地各省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滇缅贸易。17世纪中叶，中国的丝绸和其他商品已大量由陆路输往缅甸，队商的牛车多至三四百辆，驮驴可达2000只。当时设在阿瓦的荷兰厂商，也和华侨商人建立了密切的联系[17]。乾隆二十一年至乾隆三十四年，中缅之间爆发了大规模的战争，给滇缅贸易造成了很大的危害，双方正常的经济交往几乎中断。《东华录》乾隆三十三年记载：“查缅夷仰给内地者：钢铁锣锅、绸缎、毡布、瓷器、烟、茶等物，至黄丝、针、线之类，须用尤亟。彼处所产琥珀、玉、棉花、牙角、盐鱼，为内地商民所取资，其还具有税口。自用兵以来，概行禁止，臣等严加防范，商民俱不敢偷越，至该土司等，或有潜往商贩，亦所不免。自新街、蛮暮一带，经兵火后，已成废墟，近亦无人到彼。”滇缅两地民间自发贸易已经发展到相当规模，成为双方人民获取生活生产资料的重要途径。1822年，中国和缅甸两国遣使互访。中国使团向缅甸国王赠送了大量的人参、丝绸、锦缎、地毯、瓷器等。缅甸使团向中国进贡了玉佛、象牙、牙雕、金箔、银箔、檀香、英国花布、红呢、绿呢、黄呢、孔雀翎、幼象、母象等[18]，缅甸与中国间的朝贡贸易得到恢复。随后，“陆路交通贸易也继续蓬勃发展，滇籍商人沿太平江及伊洛瓦底江谷地直至阿瓦，输往缅甸丝、纸、茶、果品等，运回棉花、盐、羽毛、漆等，1826年，由陆路输往中国的棉花即达700万公斤”[19]。在缅甸境内滇缅贸易的中心城市阿瓦，缅王设置“伯坎们纪德由蕴岛”这一官职，专理中国商民事务(缅人称中国人德由)[20]，这是缅甸完全沦为英国殖民地之前滇缅贸易的盛况。
云南对外贸易向大宗民间生活必需品贸易转变。唐宋时期，云南对外贸易已开始向民间生活用品转变，但是那时山川阻隔对交通限制很大，生产也不甚发达，民间生活品的贸易规模较小。元明清时期，驿站道路的开辟和疏通，交通状况的改善，滇缅双方生产长足发展，这些都为云南进行大规模对外贸易，以及贸易品种向民间大量需要的生活必需品转变提供了条件。这一转变的最重要结果是滇缅两地人民经济互补性日益加强，对外贸易甚至成为两地人民获取生活必需品、生产资料的重要途径。明人李本固《安插思化疏》就曾说：“盖缅中鲜盐、茶、缯帛、毛缨诸物，世取于中国，往时曾遣人贸易，道经蛮莫、思化。”[21]元代蒲甘王朝衰亡之后，上缅甸与下缅甸相互隔离，此时上缅甸人民的食盐仰给于云南的井盐；但到清代以后，伊洛瓦底江水路在上下缅甸和对外贸易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南部廉价海盐溯江而上，销售云南边民，这种变化反映了滇缅贸易中市场的调节作用。
又以滇缅贸易中两项大宗商品丝绸、棉花为例，不难看出对外贸易与人民生活的密切性和深入性。通过云南向缅甸输出的主要是丝绸产品。丝绸出产于云南和四川、湖广等内地，是一种透气性极好的纺织品，非常适合在缅甸炎热潮湿的气候下穿着，缅甸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平民百姓都崇尚穿着从云南输出黄丝制成的衣服，世世代代仰给于云南。缅王曾下令“如中国丝绸，自陆路运来，不得销售国外，恐人民无衣也”[22]。乾隆中缅战争爆发后，滇缅贸易受损，缅甸市场上丝绸奇缺，价格陡涨，“且自禁止贸易以来，伊处必用之黄丝等物价增十倍，见上下莫不需”，因此“至于贸易之事，缅人急于相通”，故而缅甸多次急切地向清廷要求贸易[23]。
明清以来，云南从缅甸进口的最大宗商品是棉花，云南气候温和，在高海拔地区，常有低温冷冻之害，棉织品保暖性强，适宜云南人民穿着。但云南的气候不适宜种植棉花，产量较低，难以满足云南市场的需要。缅甸伊洛瓦底江中上游是著名的产棉区，每年有大量的棉花运销云南，换取他们所需商品。如前所述，明清之际，缅甸棉花对云南的贸易发展很快，上缅甸人民赖以生存。乾隆年间，厉行禁商之后，缅甸棉农无法销售自己的产品，生活陷入困境。故乾隆五十年(公元1785年)，缅甸国王孟陨(云)向清廷入贡，特上入贡奏文请求：“再自禁止通商以后，边民生计艰难，还祈照旧关使，使小臣所产棉花等物藉以销售，不但小臣身蒙厚恩，即举国臣民均沐天恩于万万年矣，谨具表以闻。”[24]言词切切，足以反映此时缅甸经济对滇缅贸易的依赖程度，关系国计民生。当西方殖民者势力向下缅甸渗透，东印度公司进入缅甸后，随即将在印度生产的棉花和西方工业国家生产的纺织品，从海路运至仰光，经伊洛瓦底江，倾销云南，棉花贸易规模进一步扩大。英国人克劳福特也估计，19世纪20年代，每年运入云南的棉花，价值达228000英镑，数量不下500万公斤。18世纪末，英国人科克斯说：“实阶是棉花输出的主要市场，载着棉花的船只从那儿驶往中国。每船装载100捆(每捆约重150公斤)棉花，航运时间为30～40天。”[25]滇缅棉花贸易的兴起，不仅解决了云南人民的衣着问题，还极大地刺激了云南纺织业的发展，使云南这个产棉小省，于清代后期，一跃成为棉纺大省。1847年，在云南传教14年之久的史梯芬牧师(Rev.C.Stevensen)说：“八年以前云南织布很少，而现在织布业很庞大，这种增长完全由四川移民和廉价的印度棉纱几乎是同时来到云南所致。”[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