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族在历史上迁徙频繁，长期处于分散状态，散布在贵州、湖南、四川、云南、广西、湖北、海南等省区，并进入东南亚各国，而以贵州的人数最多，主要集中在黔东南，尤以雷山、台江、剑河最为密集，称为“苗家腹地”。大分散的状况，使苗族内部产生较大差异，各地社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从宏观上看，湘西方言的苗族社会
封建化程度较高，川黔滇方言的苗族长期处于后进状态，而黔东方言的苗族在清代雍正以前尚属所谓“生苗”地区，自“改土归流”设立“苗疆六厅”以来，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突变，使社会急剧发生扭曲，原始社会的上层建筑未能销蚀，经济基础有所触动而没有彻底摧毁，并在两种社会的冲突中产生异常，由氏族、部落演变为“鼓社”、“讲方”，进而形成“议榔”。
黔东南的苗族，操苗语黔东方言(中部方言)，绝大部分自称mu3３(蒙)，史书上称为“黑苗”或“九股苗”。他们经过一段漫长的迁徙后，由于农业生产的发展，逐渐定居下来，其人数超过百万，主要分布在清水江流域，以雷(山)、台(江)、剑(河)为中心，广布周围十余个县。这一地区自来有很强的自治性，通过原始的社会组织而实行“风俗统治”，因而对封建王朝来说，被称为“化外生苗”。因为这一部分苗族人多势众，又有严密的组织，形成了一股能与封建王朝相对抗的力量，所以，鄂尔泰在《奏请西南夷改流》中视之为眼中钉。他说：“云贵大患，无如苗蛮。……贵州土司向无钳束群苗之责，苗患甚于土司。而苗疆四周几三千余里，千有三百余寨，古州距其中，群砦环其外。左有清江河北达楚，右有都江可南通粤，皆为顽苗蟠据，梗隔三省，遂成化外。”正是这个原因，《黔南识略》有云：“贵州以东，九股为大。贵阳以西，倮
悍”，足见“九股”的实力非同小可，可与贵州西部的彝族相提并论。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清王朝大开杀戒，以武力镇压黔东南苗族，并在“剿平”之后，设立八寨(今丹寨)、丹江(今雷山)、清江(今剑河)、台抬(今台江)、古州(今榕江)、都江(今三都)六厅，谓之“新疆六厅”。
解开“九股苗”秘密之所在，就在于“鼓社”。所谓“九股”，可以理解为他们系由九个大鼓社分出，也可理解为九个大支，或者说是由九个部落结合而成的部落联盟。据苗族古歌说，爹妈原住东方，后来逐渐西迁，来到党告坳，在松继杀牛祭祖，然后分往各地。在剑河县矢仪乡确有一个地名叫“长够松继”的，这里有一片“九股土”，附近的党够地方至今还立着九根石柱，相传就是当年“九股”分散的地方。最早分出的九个兄弟和一个妹妹，九个兄弟是熊打栋、凹打栋、叉打栋、黑打栋、信打栋、应打栋、汪打栋、京打栋、浪打栋，妹妹名多打栋，其后裔分别形成了“西”、“方”、“勾”、“柳”、“打”、“贡”等九支，因称“九将西”或“九将方”，表示他们是“九股”中的一股。以后，子孙繁衍，各支又分出许多房族，各有苗姓，同一苗姓的人结为一个“鼓社”，以致形成“千里苗疆，九千鼓社”的局面。
同一“鼓社”的人，都供奉一个木鼓，象征祖先的神灵。因为认为祖先的灵魂依托在木鼓之中，所以盛行一种杀牛祭祖的活动，苗语称为“努略”、“努姜略”或“努哈好奴”，意思是“祭鼓”、“祭木鼓”或“祭鼓吃牛”，旧书上称之为“吃鼓脏”或“吃牯脏”。这种活动的起源是很古老的，大概是在氏族社会初期，目的是通过击鼓传声，遥相呼应，借追念共同的祖先以保持联系，产生一种内部凝聚力。祭鼓活动十分隆重，其特点是杀牛祭鼓，为期三年、五年或九年、十三年不等，以十三年一度的大典最为盛大。祭鼓之前，先要“醒鼓”，即大家约定祭祀，推选鼓头，筹备祭品，击鼓唤醒祖先，表示本届祭鼓即将开始，所以又叫“起鼓”。起鼓后须另作新鼓，择吉日砍伐鼓树，将大楠木砍成两段，置于寨旁的鼓坪上，令12人将楠木挖空，郑重其事地背回，停放在鼓房内，以待转鼓。转鼓须呼唤祖先亡灵，将密藏在石窟中的山鼓及男女裸体木刻像、小芦笙接回，祭奠后摒弃，另外启用新鼓。祭鼓开始时，先举行斗牛活动，牯牛奔驰(赛牛)、互相角逐场面极为壮观。
椎牛是祭祀的高潮，巫师念过“接牛词”之后，将牛缚于大木桩上，或用斧劈，或用刀砍，或以铁凿猛击牛头，牛倒地即用糯谷穗以掩其身，取心脏作祭，剥牛皮蒙鼓，并用牛肉款待宾客，分送亲友。祭毕在鼓田中举行淋花树仪式，象征后代繁花似锦。又在田中搭起灵房，置牛角一双，每日以牛肉酒饭供奉，然后将山鼓送入洞中，仍配男女偶像及小芦笙。送鼓后便将大木鼓存放在鼓头家中，称为洗鼓，至此告一段落，等待下一届另起新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