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经济不但没有向更大的政治实体发展的要求，反而拒斥北方从公元前第三千纪就开始了的深刻的社会变迁，力图维持历史上形成的封闭、停滞的经济和政治局面。正是在这一社会背景下，才产生了像老子这种带有浓厚神秘主义色彩的保守的思想家。诚然，上述南北文化代表作出现的年代均晚于本文所论的时代，但文化自有其传承性，上
述代表作中的政治思想乃久已存在的南北不同的政治文化的反映，所以我们可以由此而追寻它们赖以产生的政治文化传统。
结 语
在近代中国学者中，最早注意到南北文明之差异者，首推梁启超。他在《中国古代思潮》一文中指出：“凡人群第一期之文化，必依河流而起，此万国之所同也。我中国有黄河扬子江两大流，其位置性质各殊，故各自有其本来之文明，为独立发展之观，虽屡相调和混合，而其差别相自有不可掩者。”［56］梁氏此文虽然是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问题的，但是却道出了问题的本质，即看到了南北文明独立发展的一面。其后蒙文通从学术的观点、徐旭生从民族的观点［57］，进一步对这一问题作了阐述。近半个世纪以来的考古发现，更是从物质文化上提供了南北文化起源和发展的大量证据。在对文献资料的分析日益深入、新的考古资料的积累日益丰富的情况下，对于中国古代南北文化存在巨大差异这一点上，学术界基本上已经没有人提出异议了。
中国南北古文化的发展存在差异，这是一种表面现象；探索产生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才是历史学和考古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可以想见，沿着这个方向继续努力，将会刷新既有的许多认识，而随着这些新认识的日渐积累，最终将使重新改写中华文明史的课题摆在我们一代学人的面前。
注 释：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72页。
［2］ 童恩正：《有关文明起源的几个问题——与安志敏先生商榷》，《考古》1989年第1期。
［3］ 李惠林：《东南亚栽培植物之起源》，香港中文大学，1966年。
［4］ 周昆叔：《西安半坡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孢粉分析》，《考古》1963年第9期。
［5］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崧泽》，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135页。
［6］
张彦煌、张岱海：《中原地区龙山文化的类型和年代》，《中国考古学研究》，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第46~56页。
［7］ Chang，Te-tzu，1983，"The Origins and Early Cultures of
the Cereal Grains and Food Legumes"，in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David
N．Keightieyed.Berkeley:University 0f California Press，PP．65~94.
［8］ 见杨锡璋在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上的发言，《考古》1992年第6期。
［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临汾地区文化局，《1978~1980年山西临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1期；高炜、高天麟、张岱海：《关于陶寺墓地的几个问题》，《考古》1983年第6期。
［10］ Steponaitis，Vincas P．，1978，"Location Theory and
Complex Chiefdoms: A Mississippian Example"，in Bruce D． Smith
ed.,Mississippian Settlement Patterns. New York:Academic Press，
P．420.
［11］
酋邦（Chiefdom）社会,原始社会发展模式中的一个介乎部落和国家之间的阶段，这是一个由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转折的过渡阶段，既有原始社会的特点，也有文明社会的特点。该概念由萨林斯（M.D.Sahlins）等人提出。详见我所撰《有关文明起源的几个问题》。
［12］ Kirch , P.V. ，1984,The Evolution of the Polynesian.
Chiefdom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240.［1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临汾地区文化局，《山西襄汾县陶寺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 第1期。
［14］ 安阳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南汤阴白营龙山文化遗址》，《考古》1980年第3期。
［1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1984年版，第8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