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文化的社会是以稻作农业为基础的。在钱山漾、水田坂、仙蠡墩等主要遗址中，均发现了稻谷的实物，品种有粳稻和籼稻两种。使用的农具磨制精细，超过北方同期的文化，计有石铲、石刀(分长方形、三角形和半月形三种)、石镰、石斧、石锛等。从河姆渡文化(公元前第五千纪)开始，该地区的原始农业即有大量使用以有
机物（木、蚌、兽骨等）制成的农具的传统，估计良渚文化同样存在这些工具。之所以发现较少，可能和保存条件有关。除此之外，与农业有关的活动尚有纺织业和编织业。在钱山漾发现的纺织品有绢片、丝带，这是我国发现最早的丝织品实物，证明家蚕的饲养可能肇源于这一地区。其他的织物有麻布片、麻绳等等。编织品则有竹席、篓、篮、谷箩、刀?、簸箕等。编织技术复杂而细致。饲养的动物有猪、狗、水牛等［20］。总的说来，良渚文化的全部遗物显示出一种农业与手工业结合的经济形态。
良渚文化的房屋均为竹木结构，以杆栏式建筑为主，但亦有直接建筑于红烧土硬面上的地面建筑。良渚文化居址的特征是：“遗址往往包括若干个彼此相邻的居住点，各点的面积较小，一般仅数百平方米。”［21］也就是说，缺少北方中原龙山文化那种大规模的氏族集居的村社。与此相应，良渚文化墓地的分布也比较分散，一般仅几座墓排列在一起，多者亦仅三十余座，“似乎缺乏较密集的氏族共同墓地”［22］，这也是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现象。
在良渚文化时期，可能已经有了一种雏形文字，都是刻在陶器上的，共有14个不同的刻画。其中4个符号集中于一个陶罐上，字形与商周青铜器铭文有相似之处［23］。不过文明的另一要素，即青铜的使用，在良渚文化中似无发现。
最足以反映良渚文化的社会意识及社会制度者，是其丧葬制度及随葬器物。良渚文化的大墓，均埋葬于人工修筑的土台之上，并以仪式性的玉器随葬。这些玉器均发现于墓葬中，制作精美，器形已形成固定的模式，装饰符号极具象征性。如上海青浦县福泉山遗址的墓地，为一东西长94米、南北宽84米、高7.5米的土丘，最上部为人工修成，堆土量15792立方米。土台顶部还修筑有祭坛。在土台上前后所葬的31座墓中，至少有4墓发现了人殉［24］。浙江余杭反山墓地，是一高达4米的人工堆积的土丘，东西长90米，南北宽30米，土方达一万立方米左右。已发掘墓葬11座。死者均葬在漆棺内。随葬品主要是玉器，少者数十件，多者数百件。其种类有琮、璧、璜、镯、冠状玉器、三叉形玉器、鸟兽等二十余种。其余珍贵物品尚有象牙、涂朱嵌玉器、嵌玉漆器等。其中M20一墓，即出玉器511件、石器24件、象牙器9件、陶器2件、鲨鱼牙齿1枚［25］。此外余杭瑶山墓地也是人工修筑的方坛，每边长20米，高约0.9米。方坛上有墓11座，随葬器物多寡不一，最多的是M7，达160件(组)，以玉器为主，计148件(组)［26］。
在良渚玉器中最富特征者为玉琮。其共同形制为外圆内方，分镯状和柱状两种。表面刻有一组或多组“神人”纹。每组之间用平行凹槽或弦纹分割。“神人”纹有繁简之别，一般是圆目巨嘴，张口露齿，其形象介于人兽之间，故亦有径称之为“兽面纹”者。此种“神人”亦见于石器或陶器上，当是良渚文化宗教信仰中极端重要的形象。从良渚文化的墓葬特征以及玉器的性质来看，以下几点结论应该是可以成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