傈僳族溜索
总之，汉晋时期，蜀身毒道是以蜀(成都)为起点，西南出邛(西昌)、僰(宜宾)至滇，从滇越(云南腾冲)出缅甸的孰忍乙(太公城)至曼尼坡入印度。在中国西南由三段道路组成：从四川出发进入云南有两条道路，一条是由成都东南行，经僰道(宜宾)、南广(盐津)、朱提(昭通)、夜郎西北(威宁一带)、味县(曲靖)，至滇池(昆明)，然后经楚雄至叶榆(大理)，称“五尺道”。另一条则从蜀地南行，经临邛(邛崃)、严道(荣经)、旄牛(汉源)、邛都(西昌)、会无(会理)，渡金沙江到青岭(大姚)，抵叶榆，称作“灵关道”。以上两条道路在大理汇合后往西行，经博南(永平)、永昌(保山)，然后由滇越(腾冲)出境进入缅甸，前往印度。这一段被称为“永昌道”，出云南后被称为缅印道。
隋唐时，云南与内地和周边国家的交通干线主要由蜀天竺道和“安南通天竺道”构成。实际上这一交通格局是在汉晋时期的蜀身毒道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蜀天竺道依然是从蜀出发，经云南通往缅甸、印度，在西南地区同样由三段组成：一是从蜀东南行，经昭通、曲靖、滇池至大理的石门道，即汉晋时期的“五尺道”；另一条是从蜀南行，经雅安、西昌、姚安至大理的清溪关道，即汉晋时期的“灵关道”；以上两条道路在大理汇合后西出永昌至印度。
汉晋时期的永昌道与“进桑麋泠道”互连通达，发展到唐代，形成著名的“安南通天竺道”，横贯云南，东南起太平洋畔的安南交州港，西出天竺至印度洋，成为中国南方贯通太平洋与印度洋的国际陆路交通大动脉，同时也构成了唐宋时期云南对外通道的基干。安南通天竺道，是由两段道路构成，一是从安南(越南河内)沿红河而上，在云南河口县进入云南，经过通海、拓东城(昆明)、安宁至大理的南诏安南道；另一段是从大理经永昌，西出缅甸至天竺(印度)的南诏天竺道。两段合起来就是唐代著名的国际交通线安南通天竺道。
南诏与安南的交通道路：樊绰《云南志·云南城镇》卷六中说：“安宁城(按：原为通海城，误。据方国瑜考证改)南十四日至步头，沿江三十五日出南蛮。夷人不解舟船，多取通海城路，贾勇步入真州、登州、林西原，取峰州路行。”所谓安宁城南14日至步头，沿江35日出南蛮，笔者认为是步头路，即南诏通安南通道的南段。因南诏境内多山地民族，不善于操舟，故谓其“夷人不解舟船，多取通海城路”。而史料中所说的通海城路所取水道为贾勇步入水道至安南一段，从贾勇步登岸后直取通海城至拓东，而后西至阳苴(ｊū)咩(ｍｉè)城(南诏王城)。由此可见通海城路与步头路的走法不尽相同，并且是云南山地民族非常熟悉和喜欢的道路。
唐代贞元年间著名宰相贾耽著《皇华四达记》，叙述唐朝边州通四夷的道路共7条，其中第6条“安南通天竺道”。贾耽书已佚，但唐朝边州通四夷的7条路线均保存在《新唐书·地理志》中。“安南通天竺道”的南段即是南诏与安南间的道路，与樊绰《云南志》卷一《云南界内途程》所记载的南诏通安南的“通海城路”有很多共同之处，如两书记载的路线基本一致，所记道路走法均在贾勇步或古涌步登陆，经过通海城至安宁，所以我们判断两书所记实为一条道路，即通海城路。而且两书都对这条路线的道里或日程记载非常详细，表明这是南诏与安南交通的显道，具有开发较早，利用率高，发展成熟的特点。由此笔者推测，唐代，安南与南诏间通海城路，很可能就是汉晋时期云南先民已经开辟的云南与交趾间的“进桑麋泠道”，发展到唐代，已经成为南诏与安南间的交通干线，并已成为唐朝沟通自己太平洋沿岸地区与南亚国家及地区的重要国际交通线。
安南通南诏的道路是从安南(越南河内)出发，沿红河水路，经过今天越南境内的峰州、忠城州(越南越池)、奇富州、甘棠州、下步、黎武贲栅，至越南与云南交界处的贾勇步(云南河口市)登陆，进入云南境内，经矣符馆(屏边)、曲乌馆、思下馆(蒙自)、沙支馆、南场馆(建水)、通海城(通海)、江川县(江川)、晋宁馆(晋宁)、拓东城(昆明市)、安宁城(安宁)、龙和城、沙雌馆(楚雄舍资)、曲馆(楚雄)、沙却馆(南华城)、求赠馆、云南驿(祥云县云南驿)、波大驿(祥云城)、白崖城(弥渡红崖)、龙尾关(下关)到达南诏往城羊苴咩(大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