累世滋息和垦耕牧猎于中华大地上的中国古代民族，在特定的自然和地理环境的影响下，以物质生产和生活资料的攫取方式为社会基础,形成具有地理区域特征的地域人种,以及由他们所创造的，集民族迁徙、社会经济和历史文化为一体的社会文化体系，即中国古代民族区域文化。历史上中华大地上的地域人种成员,在发展中国古代
民族区域文化过程中,逐步形成并凝聚为伟大的中华民族。
历史上中国古代民族区域文化，可大体沿黄土高原，以及秦代统一后封建中央王朝修筑、连接起来的长城为界，分为北方和西部民族游牧区域文化，其南方和东部则有中原华夏农业区域文化，东南百越稻作区域文化，南方山地民族游耕区域文化。中国历史上无论是游牧区域文化与农业区域文化的辅车相映、依倚发展，还是农业区域文化内的鼎足交制、犬牙相融，都在反映和推动统一的多民族中国历史进程的同时，维系和凝聚了中华民族的发展。
根据从部落发展成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民族乃是人类发展到一定社会阶段的产物。民族并非一旦形成就凝固不变的，长期生活在一起的人们，可以形成新的民族。所以，中华民族不仅指今天中国境内的民族及其先民,还包括曾经活动在历史上中国的、现已消失了的中国古代民族。中华民族既不应局限于古代中原华夏诸族,也不该是中国历史传说时代炎帝、黄帝部落的世系脉承。本文仅从中国古代民族和历史文化的区域性传承及其互相交融,简述自传说时代的炎黄、九黎和荤粥等部落长期生活在一起,并随着历史上第一个文明国家夏代的建立,形成被称指为夏人和夏族的中华民族初始；试以析示中国古代民族区域文化交融发展与中华民族历史渊源的某些关联。不当之处，敬请大家赐正。
夏代肇启的民族区域文化和中华民族
《史记·五帝本纪》载：“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反映的是先时在中原“教民耕农”的炎帝神农氏后世，由于文化衰薄、部落不振，引起曾经“迁徙往来无常处”的黄帝轩辕氏部落，“以与炎帝战于阪泉野”。后来，炎帝和黄帝又率炎黄部落的百姓，“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使战败了的蚩尤所率九黎部落部分黎民，和炎黄部落的百姓一起，“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于是，中原的黎民百姓成为华夏先民，“邑于涿鹿之阿”，“时播百谷草木”，共创着中原华夏农业区域文化。受黎民百姓拥尚的炎帝和黄帝，遂被后世尊崇为中原华夏始祖。蚩尤也被中原华夏敬奉为英武的战神，“民常十月祀之”。
值此一提的是，有关华夏始祖和后面还将引及的神话传说，虽因口传久远和后人加工所致的渺茫虚疑，支离破碎，但它绝非全然荒诞的骗言。它正是我们的先民，生活在创造神话的时代，不用抽象演绎的方式，而用凭想象创造形象的方式，把他们最内在、最深刻的内心生活转变为认识的对象。可见，通过中国古代民族的始祖和世系等传说，我们看到了它们蕴藏的传说时代民族区域文化和中华民族雏具的历史实体。中原华夏始祖黄帝，“未尝宁居，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洞，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实际上折射出传说时代中原华夏先民农业区域文化的范围，及其与周邻民族区域文化的某种交往。
大约公元前21世纪至前16世纪的夏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文明国家。夏代开始了中国古代民族区域文化和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夏后氏部落首领“禹者，黄帝之玄孙”。《左传》记：“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反映出当时部落国家的众多。《夏本纪》又说，禹之子启“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这样，从传说时代传袭下来的众多部落，长期生活在中原地区，不仅形成称之为夏人或夏族的新民族，而且这也是被后世视为与强大的夏代国家共存的华夏族体，即夏代中华民族的出现。故《尚书·舜典》说：“蛮夷猾夏”时，孔传：“夏，华夏。”疏云：“夏训大地，中国有文章光华礼义之大。”从而也说明，中华民族肇始之端，便注重以礼仪文化上的“华夷之辨”推动各民族之间的互相交流，尤其是对先进民族文化汲取融合，达到中华民族的不断巩固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