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东南百越稻作区域文化和中原华夏农业区域文化交融，以及以汉代农耕文化繁荣所反映出来的中华民族昌盛，还表现在汉人指称的出现和汉人的影响不断壮大。西汉统一的多民族封建中央王朝，首先使中原诸夏的秦人、齐人、燕人、韩人、魏人、赵人和楚人等融合为以汉王朝之名指称的汉人。凭借当时较为先进的农耕文化
和封建政治制度，汉人又随着汉王朝强盛的国力，在开通西域、开拓西南夷和对外交往中，弘扬封建礼仪文化以炫耀和吸引着各民族文化的归附，从而维系了汉代中华民族的凝聚和发展。《汉书·张骞传》记，贰师将军复征大宛时，“闻宛城新得汉人知穿井”，《西域传》下也记龟兹王“乐汉家衣服制度……治宫室，作檄道周上，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这正说明民族区域文化是维系汉代中华民族凝聚和团结的一种特殊力量。
汉魏以来，黄河流域中原华夏农业区域文化大量融入北方和西部民族游牧区域文化，一方面表现了中原华夏农耕文化对游牧区域文化的支持和推动以及游牧民族文化对中原华夏文化的补充和推进；另一方面展现了中国古代民族区域文化的再次大融合，为中华民族的繁荣注入了新的发展因素。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诸葛亮传》时提出：“游步中华，聘其龙光”，中华概念无疑是经历魏晋之间黄河流域民族区域文化交融之后，使“地东接中原，西通西域”的中原地域，披上了浓厚的礼仪文化和传统嗣承所在的色彩。
于是，魏晋时期黄河流域的中原，成为汉人与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北方和西部游牧民族融合的大熔炉。因为，当时这里的民族分野和血缘世系，已为崇尚汉人封建礼仪文化所取代。游牧民族统治者通过建立胡、汉联合的封建政权，加速自己的封建礼仪化和汉民族化，所以《魏书·韩显宗传》记，韩显宗上言时务才说：“伏见京洛之制，居民以官位相从，不依族类。”北魏统一中原之后，大力推行汉文化，以语言为例，当时中原地区只通行汉语和鲜卑语，匈奴、羯、氐、羌和乌桓等族大多使用汉语。孝文帝改革，明令“断北语”，确定以汉语为通用语。这样，中原地区长期与汉人生活在一起、“语言类夷狄，因译乃通”的胡人，随之加快了与汉人的融合。到隋唐时，这些胡人彻底接受中原华夏礼仪文化，他们便成为“其状似胡，而语中夏”的汉人了。可见，是魏晋南北时期中原华夏农业区域文化与北方、西部民族游牧区域文化和东南百越稻作区域文化以及南蛮游耕区域文化之间的大融合，推进促就了唐代中华民族大发展的到来。
统一的、多民族的唐代封建中央王朝，在与北方和西部等地区的民族文化交往中，依然沿用汉人之称。不过，唐代所称汉人，乃是指与封建中央政权相等同的民族群体了。《旧唐书·张镒传》：“汉非牛不田，蕃非马不行。”汉蕃便是既指唐、蕃封建政权，又称当时的两大民族群体及其所创造的民族区域文化。在这个意义上讲，《资治通鉴·唐纪》所言“胡越一家，自古未有”，应该是对唐代中华民族空前团结相处的真实写照。而唐代封建中央王朝也确曾以“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思想致力于中华礼仪传统和中原华夏农业区域文化的繁荣昌盛，尤其是使南北相映成辉的农耕文化，遥领着境内民族区域文化的发展，俾以巩固中原华夏和汉人维系中华民族繁荣发展的基础。
唐代封建中央王朝除了致力少数民族区域文化的封建礼仪制度外，还对北方和西部民族游牧区域文化、南方的越人后裔稻作区域文化及山地民族游耕区域文化，实行羁縻方针以弘扬中华文化，逐步形成了政治上“诸蕃君长”共奉“太宗为天可汗”形式下，以汉人为主体，突厥、回鹘、沙陀、吐蕃、靺鞨、契丹、奚、室韦、俚、僚和峒蛮等族，以及渤海、南诏和西域、岭南等少数民族政权下各民族融会成唐代中华民族的繁荣发展。正因如此，伴随着唐代鼎盛的封建农耕文化和强劲的游牧区域文化远播各地，才使唐人之称得以概指包括汉人和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即如至今，对居住在世界各地的中国各民族人民，犹有指称为唐人或华人者，正反映了唐代中华民族繁荣的伟业传统。
宋明以来农牧区域文化的相依和中华民族的发展
宋明以来，主要由中国古代农耕文化与北方和西部民族游牧区域文化形成相辅而行、彼此依倚的局面。由此反映并影响着中国历史上游牧民族不断地进入黄河流域，或者是农耕文化逐步向北方和西部地区拓展；从而促进了一代又一代的北方和西部游牧民族与中原华夏的融合，推动和巩固着宋、元、明、清历代中华民族的相依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