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史学观点认为，宋元时期是汉族发展史上屡遭侵劫的时代。有的学者甚至因此提出汉人建立的“宋廷便成了中国中世史上一个最耻辱的懦弱政府”。实际上，宋元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农耕文化与北方和西部民族游牧区域文化进行空前剧烈的融合时期，它不仅奠定了宋元以来以中原华夏农业区域文化为主的、不断繁荣扩展的
农耕民族文化与北方和西部民族游牧区域文化之间互不可分的相得益彰关系，同时也激励农耕民族文化汲取游牧区域文化的活力，交融成博大精深、内涵丰富、形式迥然的中华文化，以反映促进着统一的多民族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历史的进程。即便在当时，依然遥居世界文明之巅的宋代农耕文化，仍以其绵延不断的传统和坚忍不拔的精神，御衡着13世纪初一度驰骋欧亚、无所匹敌的蒙古游牧区域文化。宋元时期中国农耕文化与北方和西部民族游牧区域文化的交融，也反映当时中华大地上主要由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等中国古代民族维系凝聚而成的中华民族发展历史。
宋元时期与中原华夏农业区域文化长期相峙竞立的北方和西部民族游牧区域文化，主要由契丹、女真、党项、羌和蒙古等民族所创造。原属鲜卑一支的契丹畜牧游猎文化，在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就位后，着意改革旧俗、营建城郭，大力发展农耕文化，并且创造了契丹文字，任用汉人为官，逐步控制了女真、室韦等民族。《辽史·太祖纪》载辽太祖“亲征突厥、吐浑、党项、吐蕃、沙陀诸部”，统一了幅员辽阔的北方和西部民族游牧区域文化，并与中原华夏农业区域文化保持了长达百年的友好交往。契丹畜牧游猎文化和辽代封建王朝为北方和西部诸游牧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和北方燕云十六州地区的农耕文化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另一支兴起于白山黑水之间的女真游猎文化，在完颜阿骨打时称帝，国号金。金代九位帝王统治的120年间，致力于自身的封建礼仪化，推动与农耕文化的交融及中华民族的融合。他们创造了女真文字，发展包括女真文化、汉文化以及中原汉文化和北方各民族文化交融而成的金文化。金文化的繁荣，反映了金代疆域内女真人与汉人、契丹人、奚人、渤海人等通过经济、军事活动或统治者有关的政治措施而铸成的中华民族融合。尤其是金熙宗及后继者的海陵王反对重华夏、轻夷狄的嗣统观，力排以民族和所处区域划分统治僭伪的思想。金帝遣使赴“江南招谕”，同意偏安的南宋皇帝不向金帝称臣，而改称侄皇帝。金代倡导的华夷平等观念，深远地影响着之后统一的多民族中国历史发展。元代在修宋辽金三史时，“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以及清代反对“内中国而外夷狄”，正说明源自女真游猎文化的金代，对中华民族融合的实践和理论，都做出了极其卓越的贡献。
《宋史·夏国传》所反映的“忠实为先、战争为务”、“衣皮毛、事畜牧”的党项羌畜牧文化，是源远流长的羌人游牧区域文化的一支。南北朝时始名党项羌的游牧文化，北宋仁宗时由于“善骑射、骁智数”、“晓浮图学、通蕃汉文字”的元昊即位，而创制西夏文字、推行与汉人有别的封建礼仪制度，大力发展农耕文化。西夏统治者秉承古代游牧文化尊天尚青的传统，自尊“兀卒”，即青天子，以与中原宋皇的土德尚黄抗衡。由于西夏境内“禾黍如云”的汉人农耕生产，以及中原华夏历史悠久的礼仪文化，致使西夏统治者“得中国土地，役中国人力，称中国位号，作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制”。说明西夏党项羌畜牧文化与中原华夏农业区域文化的水乳相融，又因其与当时的吐蕃、西域等民族的游牧区域文化有着密切的天然联系，所以西夏党项羌畜牧文化同样维系和推动了宋元时期民族区域文化以及中华民族的融合。
蒙古游牧文化勃兴并在成吉思汗为首的蒙古封建贵族努力下，前所未有地迅速占据了地跨欧亚的广袤幅员，统一了辽阔的北方和西部游牧区域文化，使新兴的蒙古民族充满生机地跨入中华民族之列。蒙古游牧区域文化以劲疾之势，与当时的中国农耕文化以及西夏、金、吐蕃、大理和南宋等封建政权下的各民族文化交融。忽必烈至元八年，取《易经》的“乾元”之义，定国号为元，有力地促就了以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为主的元代中华民族辉煌发展。元代统一的多民族封建中央政权“重农桑、宽赋税、省徭役”，反映出其注重封建农耕经济基础，不仅进一步繁荣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风貌不同的南北两支农耕文化，使其与北方和西部民族游牧区域文化相辅依存、彼此支持，而且还为明清两代农耕民族文化和游牧民族文化的分布、交往及以其为重要内容的中华民族的发展廓清了大势所趋。
明代封建中央王朝，完善了唐宋以来不断发展的马市、博易等方面的管理，加强了对少数民族的游牧区域文化、稻作区域文化和游耕区域文化之间的交流。对元代在部分少数民族中实施的土官制度进行改土归流统治，进一步密切了北方和西部游牧民族、岭南和南方各地的百越及南蛮后裔对封建中央王朝和中原农耕文化的相辅交往，形成彼此之间互不可分的关系，民族区域文化的地理分布特征有了新的变化。随着明代末期江南等地出现的某些资本主义萌芽，以及西方资本主义思想文化传入的影响，给明清时期的中华民族发展注入了一系列崭新的重要因素，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共同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