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纪古气候研究的成果，为我们从事环境考古工作奠定了环境背景基础。
3.田野考古发掘中亦可以获得丰富的古代环境信息。
考古堆积与遗址中自然地层的特征，提供了埋藏学及沉积学方面反映人地关系的环境信息。考古遗址剖面上采集到的孢子花粉、植物硅酸体、碳化标本、经浮选得来的
植物残体都为古气候、古植被研究提供了依据。系统性考古发掘得到的动物骨骼或人类遗骨也能用于古代气候及植被等古环境方面的深入研究。
中国全新世以来古生态环境研究简史
20世纪40年代，国内在与文化发展相关的生态环境研究上进展缓慢。而到了50年代，老一辈中国考古专家已重视并指导这方面问题的研究，杨钟健先生、裴文中先生分别在化石埋藏学、北京猿人古生态学方面开展了研究，夏鼐先生也十分重视和鼓励考古工作者用先进方法获得并研究出土的古生物及与生态环境相关的各种标本，从而更好地弄清古代人类的生存年代及古地理、古气候状况及其对人类文化的影响。周昆叔先生通过对半坡遗址的孢粉分析研究，开了中国植物考古工作的先河。20世纪70年代以来作为一门学科的古生态研究在不同程度上与我国不同地区、不同文化的考古学研究相结合，使我们能够从总体上认识人类文化所处的环境及人地关系。在这个方面，考古学家与地质古生物学家做了大量工作。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技术、新方法不断出现，使环境考古研究如虎添翼，其研究思想逐渐为考古学界所接受。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竺可桢先生，依据考古、气象、物候方志记载等资料对中国近5000年来的气候变化进行的研究，为以后的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研究奠定了基础［1］。在此基础上杨怀仁先生，在其主编的《第四纪地质》第二章第八节中归纳总结了中国历史时期的气候变迁并将其与世界其他地区的相关资料加以对比，用很多地学资料论证中国历史时期气候的变化［2］。作为中国地质矿产部“八五”期间重要基础研究项目“中国北方晚更新世以来地质环境演化与未来生存环境变化趋势预测研究”的参加者，陈云、李铮华、叶浩、王玉海、赵景波对我国黄土高原全新世气候的研
究［3］，张春山、张业成、胡景江对华北平原北部历史时期古气候演化与发展趋势分析，获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4］。兰州大学中国第四纪冰川与环境研究中心的周尚哲、陈发虎、潘保田、曹继秀、李吉均对“中国西部全新世千年尺度环境变化的初步研究”［5］；孔昭宸、杜乃秋、刘观民、杨虎对“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距今8000~2400年间环境考古学的初步研究”［6］；杨志荣、索秀芬对“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东南部环境考古研究”［7］；田广金对“岱海地区考古学文化与生态环境之关系”研究［8］；杜水生“从中国北方晚更新世末到全新世早期环境与文化的演变谈农业起源问题”等研究成果［9］，都不同程度地研究了中国北方草原地带历史时期的气候、植被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