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长江上游川江文化区
自四川宜宾至湖北宜昌一段长江，习称为川江。川江流域哺育着古代巴、蜀文化。这个地区的原始文化也比较发达。往上可追溯到旧石器晚期的“资阳人”文化，往下比较发达的有大溪文化和其他类型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目前，虽然尚不知这些原始文化如何发展为东周时期的巴、蜀文化，考古
工作者却在这个地区发现了相当于商末周初的青铜器。特别是1986年3月在广汉县三星堆古遗址发现了两个殷商时期的祭祀坑，出土四百多件珍贵文物包括金、银、铜、玉、石、骨等质料的器物，其中有一米多长的金杖、同人头大小相仿的金面罩、比人头还大的青铜俑头等［16］，这些青铜器的形制有某些中原文化因素，而像金杖、金面罩则有地方文化的特点，反映一种地方习俗。这里出土的金面罩，使我们想起大溪文化曾出土人面形玩具，两者之间似有某种联系，这种青铜时代的文化是否可以溯源于大溪文化？其次，东周时期的巴蜀铜器，尽管受到中原文化的强烈影响，仍有浓厚的自身特色，其中尤以柳叶状无首剑，以及它独特的“船棺葬”为典型。此外，四川的考古工作者，曾注意到巴蜀兵器或其他器物的花纹，似乎是某种意义的符号连缀而成，并称为“巴蜀图语”。1976年在郫县出土的青铜戈上，有一种既不同于篆，又不是隶书的文字［17］，可能是巴蜀流行的原始文字。这些零星资料表明，这个文化区的文化关系虽不甚明了，已可看到它有独自的文化发展序列，巴蜀文明当是这个序列发展的结果。而这个文化受中原文化的强烈影响，是中华各族文化融合的一种现象和过程，又为后来秦始皇的统一奠定了基础。
(三)长江下游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文化区
长江下游，特别是太湖流域和杭州湾地区的原始文化也很发达，这里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有许多类型，它们之间的关系尚未完全搞清。不过，根据余姚河姆渡和桐乡罗家谷等遗址的地层叠压关系，我们可以认为河姆渡文化——马家滨文化(包括嵩泽类型)——良渚文化这个约距今4000~7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序列，是这个区一支自成系统的发达的原始文化。约距今7000多年前的河姆渡文化，使用带柄的石斧、石磷及木耜等生产工具，种植水稻，驯养猪、狗、羊和水牛等家畜，建筑了大片榫卯结构的木房屋，使用漆器，烧制釜、罐、盆、盘、钵等夹碳黑陶，使它成为别于其他文化的较早新石器时代文化，河姆渡文化发展到马家滨文化阶段，氏族社会已发生了一些变化。
直接继承马家滨文化嵩泽类型发展起来的良渚文化，使用着三角形犁状器和耘田器等新型工具，除种水稻和饲养家畜外，从钱山漾发现丝织物和吴江梅埝发现黑陶上刻有蚕纹图案看，它还养蚕织绢。陶器制作技术也有很大的进步，普遍使用轮制，某些图案还用漆彩绘图案。这些发现，反映了良渚文化农业和手工业已有很大发展。同时，在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发现一座典型的良渚文化墓葬(M198)。出土玉器的遗址较多，这里出土的璧、琮这类的制品是商、周奴隶主的礼器而且商代流行的兽面纹也在这里发现。这种现象值得深思：中原的商文化是否汲取比它早的良渚文化的某些因素呢？目前尚没有发现良渚文化有青铜器，但从玉器雕刻的花纹如此精美，没有青铜之类的金属工具是不可想象的。良渚文化的年代，据碳14测定约在公元前3310±135年(钱山漾)至公元前2378±145年雀幕桥之间，其上限比山东和河南龙山文化稍早。虽然良渚文化的继承者尚没有完全弄清，不过，很可能是钱山漾、马桥等遗址叠压在良渚文化遗存上面的文化遗存，即属于青铜时代早期印纹陶文化。这样一支有独立发展序列的发达原始文化，很可能和这一带地区内的所谓青莲岗文化、湖熟文化等融合一起，发展成为后来的吴越文化。如是，这里亦当是一个区域文明的发祥地。
三
在珠江流域，亦发现不少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特别是某些新石器时代文化，其发达程度比黄河和长江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并不逊色。从考古文化看，也可分为上游、下游两个文化区。
(一)珠江下游文化区
这个区曾发现“马坝人”化石及一些旧石器文化，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三四百处，并可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是洞穴遗址，可以英德青塘和海南西樵山遗址为代表；中期可以潮安陈桥村、增城金兰寺下层为代表；晚期则以曲江石峡下层、中层和金兰寺中层为代表；从金兰寺和石峡遗址的地层关系，至少可以看到此地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发展的脉络。金兰寺下层文化的年代距今约六千年前，出土有肩石锛以及绳纹和篮纹陶器；而它的中层则出现了有段石锛，以及产生了曲尺纹、云雷纹等印纹陶器，尤其是中层出现了作为男性崇拜物的陶祖，反映了氏族社会已发生了变化，父系可能已经确立。中层的年代经碳14测定和树轮校正为公元前2495±14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