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如果从宏观的研究出发，早自新石器时代起，中华大地上存在着三大考古文化系统和民族系统，即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系统和氐羌民族系统；长江中下游和东南沿海地区的青莲岗文化系统和濮越民族系统；北方草原地区的细石器文化系统和胡民族系统。这三大考古文化和民族系统经过长时期的相互不断的交
往，不断地接触和融合，逐渐形成了我们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华民族整体及其传统文化的坚实基础。
注
释：
［1］［3］［11］［14］［16］［19］［21］
石兴邦：《关于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体系的问题》，《南京博物院集刊》，1980年第2 集。
［2］ 《论中国民族史》，《民族研究》1984年第4期。
［4］ 乌恩：《我国北方古代动物纹饰》，《考古学报》1981年第1期。
［5］［10］
《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一书，《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家畜》(194页)和《北方草原的青铜文化》(339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徐中舒：《夏商之际夏民族的迁徙》，四川文物管理委员会印，1983年5月4日。
［6］［7］
冯家升：《匈奴民族及其文化》；［日本］白乌库吉，《东胡民族考》(上)，第14、15页；朱映钧：《匈奴及其族属问题》，载云南民族研究所编《民族学报》，1983年。
［8］ 黄文弼：《论匈奴族之起源》，参见注［6］。
［9］［18］［22］ 韩康信、潘其风：《古代中国人种成分研究》，《考古学报》1984年第2期。
［12］
《我国是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载《中国民族关系史论文选集》，甘肃民族出版社1983年版。
［13］ 《羌族史》序言，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
［15］ 《中国西南的古代民族》，云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一章第一节。
［17］ 马长寿：《氐与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20］ 梁钊韬：《百越对缔造中华民族的贡献》，《中山大学学报》1981年第2期。
来源:《草原文化研究资料选编第一辑》 （经内蒙古社科院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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