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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区域文化与中华文化


张碧波 董国尧

  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是多元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   

  由于自然条件、自然环境之变化与制约,如气候之由暖变冷,降雨量之由多变少,以及土地条件、河流变迁等等,使一些地区适于农耕或农耕与游牧结合,而一些地区只适于游牧;由于民族本身的发

展因素,如生活能力(生存与繁殖),体质变化,民族间的战争,形成部落联盟的运动速度等种种差别,使得各民族间形成了差异。这二者相互作用,制约与影响(甚至带有决定性)这一文化区域或文化区域中某一民族文化的发展速度,影响着这一文化系统的性质,从而出现了文化区域之间的发展不平衡现象。基于此:   

  出现了文化系统中心的变动与转化、转移;出现了文化系统之间的相互渗透、交流、融合;出现了文化系统之间的叠压。这种相异的(或相近的)文化系统之间的叠压,是不同的(或相近)文化层次之间的撞击、打破、交流与融合,进而形成新质文化,构成了中华文化的连续性的特质,出现了文化系统的先进与落后的发展差距;出现了某一文化系统首先进入文明社会,并成为各文化系统中心的中心,各文化系统由多元向一元转化,逐渐形成中华文明的初期形态。这一元文化包容着多元的内容,而多元文化系统仍在继续发展,但却接受一元文化的影响与制约。这种多元与一元的相互制约与转化,是中华文化发展的又一基本规律。   

  “到了公元前4000年,这五个新石器时代文化(按,指西北、华北的仰韶、北辛—大汶口文化与东北的新乐文化、华南的河姆渡文化、大坌坑文化等)显然都在地域上向各方面扩张而彼此作了有意义的接触,而中国境内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自此开始呈现规模广泛的类似性,这些类似性指明这些文化之间形成了一个交互作用圈与附近地区其他交互作用圈之关系相对立。……虽然自北到南,在中国可以辨认出来好几个区域性的文化,但这些文化显然全都是同一个交互作用圈的成员。这一点最显著的可以自它们共有的陶器特征上看得出来,这些特征有时可以称为‘龙山形成期’的作风。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以后中国历史文明便是从地理上说在这个公元前4000年前便已显形的一个交互作用圈之内逐渐形成的。”[4]   

  这种在中华大地虽相隔而实相连的区域文化同时存在、同时发展,彼此之间交互作用,相互关联,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而构成一个整体单位,即形成一个多元统一体。文化的多元性,反映出中华文化发展中的横向联系,而多元文化发展为一元文化,诸地区、诸民族在历史上的发展与传承,又反映出中华文化发展中的纵向联系。这种文化上的横向与纵向的交叉发展,正是中华文化之发展的基本历史轨迹。中华文化本质上是一个接触文化(或称连续性文化),它是由内陆高原文化与东北亚草原文化、海岱文化交感激荡、碰撞、交流、融合而形成的。这种多元文化之交感激荡,多元文化之叠合——冲击、碰撞、交流、融合,产生了强大的内聚力。   

  距今3000年前,在黄河中游出现了一个由若干民族集团汇集、融合的核心。这个核心就是中原华夏文化,由于它处于中华大地的中心地带,与周围各种文化接触激荡,吸收融合,促进了它的发展,使它在各文化区系中脱颖而出,最先具备文明条件,率先迈入文明大门。夏商周三代不同源,三代文化的叠合——碰撞、交流与融合,形成华夏文化,构成起着凝聚和联系作用的文化网络,奠定了以中华疆域内部诸多民族联合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的基础。   

  这个多元文化统一体一经形成,便成为具有强大凝聚力的核心(秦汉之后称之为汉文化),历经诸多民族的努力,构筑成以汉族为主体、多元统一的中华文化传统。   

  三代华夏文化的形成,造成中华文化史上第一次文化高峰——诗经时代。春秋战国时代文化的东西南北的大循环,形成文化的多元碰撞与交流,造成诸子时代与楚辞时代。   

  秦汉文化走着由西而东由南而北的整合过程,多元走向一元,而与匈奴战争,又使一元文化向多元发展,从而构成秦汉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相结合的特点。这是汉族的形成时期,是从以华夏为中心扩大发展而成汉族中心。   

  魏晋南北朝时的南北文化的对峙、碰撞与交流,文化在多元辩证中发展,继匈奴族之后,鲜卑、氐、羯等族纷纷登上历史舞台,演出一幕幕雄壮的历史剧来。这为多元文化走向一元——隋唐文化的全面高涨准备了基础。   

  唐代文化最具中华文化的多元辩证发展的特点,也是文化的多元辩证发展的结晶。它的丰富性、多样性与一元性的统一,它的开放性与世界性的品格特征,使其成为中华文化发展的典范,也是世界文化发展的典范。       

  宋、辽、金、西夏、元是多元文化大发展时期,南北文化的大碰撞、大交流,先是契丹人、女真人、党项人在中原北部、西北部地区取得政治上的优势,辽、金、西夏与宋形成对峙的文化局面,然后是蒙古族统一中国,建立元朝,造成宋元文明,中华文化的开放性与世界性的品格更为突出。   

  明代是继宋、辽、金、西夏、元开放之后转为封闭的时代,这已不是旧式的封闭——已不可能。顾炎武曾在《日知录》中指出当时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的情况:“华宗上姓与毡裘之种相乱,惜乎当日之君子徒诵‘用夏变夷’之言,而无类族辨物之道。”“今代山东氏族其出于金、元之裔者多矣。”明代文化虽由多元走向一元,但文化的融合开放势头不可阻挡,文化新质不断涌现。   

  清代,北方统一南方,北方民族第二次统一中国,尽管它“没有轶出过去进入中原的北方民族的老路”,但这时期的文化仍遵循多元辩证发展的规律,出现中国封建社会最后阶段的文化高涨;而到清中叶以后,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急剧变化,文化的多元性逐渐减弱,封闭性逐渐加强,最后走上完全封闭的道路,清王朝走向彻底的覆亡,中国封建社会也走完了最后的道路,中华文化史由此而进入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中华文化史是文化的多元辩证发展的历史,每一次多元文化的碰撞、交流、融合,都带来中华文化的跃进,出现新质文化,推动社会的前进,并构成了中华文化的丰富性、多样性与统一性相结合的民族文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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