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000年左右，在东地中海或西欧出现了西梅利安人、粟特人和萨尔马特人，伊朗面对着塞迦人，中国面对着匈奴人。公元4～7世纪，游牧或半游牧部族向农耕世界一次范围广泛、规模巨大的迁移，曾对封建制度在亚、欧、非洲广大地区的普遍确立起过十分明显的促进作用。其结局是改变了古代世界的政治

　　两大文化圈、生存圈的并峙首先带来的是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一方面是丝绸、粮食、茶叶、酒以及金属工具；一方面是畜群(包括肉类与皮毛原料)、玉石、土产。在经济交流的基础上伴随着文化交流，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业文化各随自身的需要而摄取对方的相应成分。文化交流本是双向运动，是各民族相互影响、各自做出贡献的过程，也是相关民族各自发挥特长，进行共同创造的过程。   

　　秦汉长城是农业民族用来抵御游牧民族入侵的防御工程，中原王朝的北部边防线，它的修筑成为促成中央集权政体的一个历史因素，与之对应，它又促成匈奴族的统一，建立了国家政权，加强了匈奴族的内聚力，也加剧了与中原王朝的冲突，加强了相互间的影响。它是以战与“和”的形式，促进了经济(贸易)与文化交流，促进了民族的融合。而丝绸之路、香料之路的开拓与发展，中亚西域的开发，也是在这种背景下进行的。秦汉时代中原农业民族与北方匈奴族的冲突带来了汉代文化的高涨与文学艺术的新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古代民族史上一个划时代的新时期。活跃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的众多的古老民族诸如匈奴、乌桓、鲜卑、氐、羌、羯以及其他杂胡，大体上都在这个时代走完了他们的历史行程，相继与汉族相融合，分别吸收在汉族之中。民族地区的被打破，社会经济结构的改变，语言的沟通，文化的交流，原有的民族情感与民族意识的淡化与消失，是促进民族融合的重要因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哲学、文学艺术诸门类的繁荣，诸意识形态的整合与分化，各门类加速自觉化、独立化进程；凡此种种，均与游牧民族之入主中原，南北文化之大碰撞、大交流、大融合有直接关系，处处都显示出在中华文化的发展中北方草原文化的影响。   

　　契丹族、女真族、党项族之相继入主中原，蒙古族与满族之统一中国，加速了中华民族的多元统一体的最后完成，加速了中华文化传统的形成，也促进和加速了中华经济文化从内陆封闭型向沿海开放型的转化：   

　　以中原长安为中心(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的西部开发与西亚、南亚的交流；西亚、南亚以及东北亚的经济文化交流与汉唐文明；   

　　从黄河到江汉的经济文化重心的转移；   

　　从长安到开封到北京、南京的重心的转移；   

　　从内陆向沿海转移，重视与东南亚、欧、非地区的交流之与明清文明……   

　　北方草原文化与农业文化的不断碰撞交流，北方诸民族在中华历史行程中多次大规模地进入中原农业地区，进入中国封建社会范畴，不断地为汉族输入新的血液，使汉族不断壮大，同时又增加了新的多元因素^［18］。相同的规律也作用于汉族，即汉族也同样融合并充实了其他民族，正是在这民族之间的双向交流中，给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不断注入新的血液、新的因素，不断创造文化新质，使中华文化不断获得生机勃勃的活力，出现一次又一次的文化高涨与文化跃进。北方草原民族文化不断地与高度发达的汉族农业文化相融合，既改造与促进了北方民族的社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迅速发展与质的飞跃，也给中华文化注入新的因素，使中华文化更为多彩多姿。   

　　在中华的广袤的大地上，以中原黄河文化为中心、为主体，与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等诸多区域文化(或诸多文化圈)同时存在，同时发展，互相钩连，交相作用，交感激荡，最后构成一个历史文化整体——多元统一体的中华文化；在多元与一元、封闭与开放、分裂与统一、斗争与融合、停滞与活力、礼让与抗争的多重矛盾对立统一发展中，形成中华民族实体，国家观念愈益强烈，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愈益增强，历经自在阶段而进入自觉阶段，中华文化传统也随之而形成。

　　注释：

　　［1］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

　　［2］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文物》1987年第3期。

　　［3］佟柱臣：《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三个接触地带论》，《史前研究》1985年第2期。

　　［4］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第51～52页，文物出版社，1986年。 

　　［5］［7］郭大顺、张克举：《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群址发掘报告》，《文物》1984年第11期。

　　［6］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8期。

　　［8］孙守道、郭大顺：《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头像的发现与研究》，《文物》1986年第8期。文中所引为苏秉琦在辽宁兴城作题为《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中的论点，《文物》1986年第8期。

　　［9］徐中舒：《殷人服象及象之南迁》。

　　［10］《战国策·赵策》卷二。

　　［11］《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

　　［12］《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

　　［13］［14］《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

　　［15］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第299页，商务印书馆，1986年。

　　［16］同［15］，第298页。

　　［17］《三国志》卷三○《魏书·乌桓鲜卑东夷传》。

　　［18］许苏民：《文化哲学》，第3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来源:《草原文化研究资料选编第二辑》 （经内蒙古社科院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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