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文化是构成中华文化的重要组织结构，没有诸多区域文化，也就没有中华文化。北方区域文化在整个中华文化上占据极重要的地位。按照文化区域界说应有的系统性与严肃性，北方文化区域，指大兴安岭以东以南以西，天山以东，燕山、阴山、秦岭、祁连山、阿尔金山、昆仑山等山脉以北，阿尔泰山脉以南

　　黄河中下游平原地带适于农耕，而北方为蒙古高原、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多为森林、草地、戈壁，适于渔猎畜牧业。农业区与畜牧区各自产生相适应的文化，形成内涵差异的文化圈。秦汉中原大统一，与之相对应，北方也出现了以匈奴族为主体的大统一，形成“南有大汉，北有强胡”的并峙局势。   

　　北方区域文化自有其与黄河中原文化相对应的发展序列。这里仅以分布于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部、河北北部以及吉林西北部的红山文化为例，给予简略说明。   

　　辽宁省喀左县大城镇东山嘴大型原始祭坛遗址和辽宁凌源牛河梁“女神庙”积石冢遗址的发现为举世所瞩目。   

　　据发掘报告^［5］，遗址中心，北部是一个巨石所砌的平面作长方形的方框，即所谓“大型方形基址”，中间立了一大堆长条石头；在这方形基址外又套一个东西约 24米长的更大的石头方框。遗址南部，是一些石头砌的圆形台，也称石圆圈。考古学家认为它不是有房顶的建筑物，而是一个平台式祭坛，整个山嘴是一个公共活动的宗教场所。       

　　牛河梁“女神庙”和积石冢遗迹群，是继喀左县东山嘴遗址之后的又一重大发现，已出土了“女神庙”的泥塑人像、玉雕猪龙等重要文物。已发掘的四座积石冢均以石垒墙，以石筑墓，以石封顶，然各自的形制、构造与性质不完全相同。以3号积石冢为例：“总体布局平面呈圆形，冢基底面为构成同心圆式的三圈石桩……三圈石桩地面水平高度不一，外圈最低，中圈高于外圈近0.4米，内圈又高于中圈近0.3米。如此分三层递收、叠起，构成一个形制似‘坛’的圆形整
体。”^［6］这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原始宗教遗存。那种“方形基址”与“圆形祭坛”或圆形积石冢相配合所揭示的原始的天圆地方以通天地的宇宙意识；那种在积石冢群中突出中心大墓，在女神群像中众神并列，围绕主神为表现形式的鬼神崇拜与祖先崇拜及其所折射出来的有组织层次的社会组织形式；其孕妇塑像，“头及右臂均残缺，腹部凸起，臀部肥大”^［7］所显示的原始生殖崇拜与母权崇拜的强烈反响等等，都说明辽河流域已成为中国文明的一个重要的发源地。  

　　距今五千多年前，正是我国各地区文化碰撞、交流、融合、渗透的历史时代，红山文化作为北方文化系统的一个中心与中原地区仰韶文化系统中心相互对峙；这种区域文化系统之间的内外交融是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而东山嘴的大型原始祭坛、牛河梁大规模祭祀中心的出现，“说明在西辽河流域，早在5000年前，已经产生了植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这就把中华文明起源史的研究，从4000年前提早到5000年前，把中华古国史的研究从黄河流域扩大到燕山以北的西辽河流域”^［8］。也正是这个阴山山脉的接触地带、大兴安岭及燕山山脉接触地带和东北平原孕育并产生了中国历史上众多的入主中原的民族。  

　　徐中舒先生也曾指出北方民族为中国文化之创始者，他说：“余疑古代环渤海湾而居之民族，即为中国文化之创始者，而商民族是起于此。史称商代建都之地，前八而后五，就其迁徙之地观之，似有由东西渐之势。与周人之由西东渐者，适处于相反地位，辛店仰韶文化，本为西方民族之遗迹。及商民族西渐时，此文化在东方遂失传播之机会。周兴西方，其文化本在商民族之下，及入据中国以后，挟其新兴民族之努力，承商人旧文化而稍加改革(后来辽金元清四代，与此若出一辙)……”^［9］   

　　中国文化之创始者商族原为北方民族，后沿渤海湾东移，后又“由东西渐”，建立商王朝。周族原为西北民族，受西戎文化影响，“由西东渐”，建立周王朝。北方文化直接影响到中国文明的起源、中国历史之发展进程，影响到夏商周三代古典文明的特点与素质。至于周秦、秦汉以后，北方民族的作用更为突出，甚至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主宰着中国的命运，决定着中国的发展方向。  

　　古史中的北方古族古〔方〕国也是多元的。《尚书》中记有“蛮夷”、“岛夷”、“肃慎”、“丁令”、“大貊”、“小貊”诸族、诸国。《诗经·大雅·韩奕》、《鲁颂·宫》记述了西周时期征服北国，“及彼南夷”的历史。这说明，在三代时，夏商周已形成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与周边民族发生了密切的关系，出现多元统一的民族核心。

　　燕之角，荆之干，胡之苛，吴粤之金锡，此材之美者也。(《周礼·冬官·考工记》)   

　　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北方曰译。(《礼记·王制》)   

　　据此可知两周时期已认识到周边民族各自的生活习俗。   

　　《春秋左传》中详细地记述了北方戎狄族与中原王朝的复杂关系，这里不再赘述。但从中可见出中原黄河文化系统与北方戎狄文化之碰撞、汇合、竞争、交流、相互融合渗透的关系；周边民族已被吸收进华夏文化这个核心，并使华夏文化日益壮大起来。北方民族在中华民族的形成与中华历史(以及中华文化史)的发展上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是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是北方民族文化对中原文化直接发生影响的历史佐证。“〔王〕遂胡服，率骑入胡，出于遗遗之门，逾九限之固，绝五径之险，至榆中，辟地千里。”^［10］   

　　春秋时期，中原与北方民族交错杂居，北方各族尚未形成统一的力量，“然至冒顿而匈奴最强大，尽服从北夷，而南与中国为敌国”^［11］。与中原秦汉实现大一统局面的同一历史时期，北方草原游牧区域也出现了在匈奴族的统治下的大一统局面。应该说只有这南北两个统一体的融合，才是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实体的完成。这两个统一体或称之为两个文化圈之间的碰撞与汇合、交流与渗透，构筑(组成)了中华文化的基本的内在结构。

　　综合古史古文献、民族学以及考古学资料，我国古代北方民族可归纳为下列系统： 

　　1.肃慎系统：挹娄、勿吉、、女真——满族、赫哲、鄂温克、鄂伦春； 

　　2.夫馀系统：沃沮、夫馀、高句丽； 

　　3.东胡系统：乌桓、鲜卑、柔然、室韦、契丹、奚、蒙古、达斡尔、锡伯；   

　　4.匈奴系统：匈奴及乌孙、月氏等西域诸胡；   

　　5.突厥系统：丁零、敕勒、铁勒、突厥、回纥——回鹘——畏兀儿；   

　　6.氐、羌系统：吐谷浑、党项。   

　　根据上述可知，我国北方民族及其文化亦是多元的，并在多元辩证发展中不断形成统一体，如戎狄之于商周，匈奴族之于秦汉，鲜卑族之于魏晋南北朝，突厥族之于隋唐，契丹、女真族之于两宋，蒙古族之于元代，满族之于明清。根据中国古代北方文化发展的历史实际，在其构成北方文化系统的历史进程中，应该说构成了与农业文化区系相对峙的草原游牧文化圈，而这个草原文化圈因自然地理历史条件的制约，又可划分若干相互关联又有差异的地区文化圈：如东北亚文化圈(包括东北三省、内蒙古东北部和西北部)；海岱文化圈(包括渤海湾、山东半岛、河北北部及京、津地区)；蒙古高原文化圈(山西北部、陕西北部、内蒙古自治区、宁夏自治区)；西北黄土高原文化圈(包括甘肃、青海、新疆以及古西域地区)。北方古文化圈之间相互叠压、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并与中原农业文化圈不断发生接触、汇合、交流与融合，这两大文化圈的并峙、交流与融合，决定性地影响着中华文化，并给世界文化以重大影响。 

　　由于种种历史的原因，我国古代北方民族的史料只保存在极少量的民族列传之中，就在这极少量的民族列传中，可用为文化史的史料更加少得可怜，作为专章论述的，只在草原游牧区与农业区的接触地带的地理风俗文化上有简略的记述，从中既可窥见北方之风习，又可见出南北文化融合后的文化变异。 

　　司马迁与班固都曾对两种文化圈的接触地带的物质的与精神的文化做过记述，他们指出“天水、陇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今陕西北部、内蒙古南部、宁夏与甘肃接壤地带)，“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狄之畜”，“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故此数郡，民俗质木。”而河西走廊地区，“习俗颇殊”，因为这地区是匈奴昆邪王、休屠王之“故地”，有着匈奴文化的深厚影响。山西北部与内蒙古北部(种、代、石北、定襄、云中、五原等地)，“人民矜忮，好气，任侠为奸，不事农商”，“其民鄙朴，少礼文，好射猎”。河北北部与辽东地区(中山、蓟、燕等地)，“其俗愚悍少虑”，“民俗急”，“大与赵、代俗相类”^［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