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与班固对汉代中原与边疆区接壤地带的地域物产与民俗的地区差异性作了较为集中的记述，他们都注意到了这些地区处在中原农业文化与北方草原游牧文化的交汇点上，从其民俗文化内容看，具有农业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的双重特点，具有正统宗法观念与粗犷豪放性格的双重意识，表现为中原农业文化与

　　在古代典籍中，正面为北方民族立传是从《史记·匈奴列传》开其端的。  

　　《史记·匈奴列传》开篇曾就匈奴的文化(生活、习俗各方面)作过简约的描述：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其奇畜则橐、驴、骡、、、、。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钅延。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贵壮健，贱老弱。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讳，而无姓字。”^［13］《史记·匈奴列传》是我国古代典籍中第一次详细记述北方民族——匈奴族的传记，具有开创性，也具有典范性。匈奴之后的北方民族均以匈奴文化作为开端，不同程度地、不同方面或不同层次地、若明若暗地相互继承，构成一条草原游牧文化的传承关系史。      

　　从《史记》的记述中，可以看到以匈奴族为开端为代表的北方民族在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方面的基本特征：   

　　与具有严密的社会组织结构、建立中央集权的农业民族不同，北方民族社会组织简易，“君臣简易，一国之政，犹一身也”，“其约束轻，易行也”^［14］。草原游牧民族实行的军事联盟性质的氏族社会制度，是军事组织与生产组织相结合的社会组织结构。      

　　因自然条件与生活条件，构成北方民族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等诸特点：      

　　与尚农、务实、要求稳定安居的农业民族文化心态不同，北方游牧民族由于生活的迁徙性、变动性而形成的生活俭易、民风淳朴的习性。   

　　安土重迁、乐天知命、追慕和平是农业民族的精神倾向，而草原民族具有明显的军事天赋，其原始性的军事组织，具有很高的组织纪律性，胡服骑射，好勇善战，其骑兵，其战略战术，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老的军事科学。   

　　与主张“亲亲”、“尊尊”、强调仁义王道的农业民族的伦理政治传统不同，“贵壮健，贱老弱”，“少礼义，好射猎”，“高气力，轻为奸”，“苟利所在，不知礼义”，北方民族自有其不同于中原文化的生活价值观念和道德传统。   

　　“岁正月，诸长小会单于庭，祠。五月，大会茏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马肥，大会林，课校人畜计。”“单于朝出营，拜日之始生，夕拜月。”“举事而候星月，月盛壮则攻战，月亏则退兵。”北方民族多保持着原始的巫史文化——自然(日月、山川、森林等)崇拜与祖先崇拜，并按自然现象的规律来决定人事——交感巫术的互渗观念。   

　　婚俗、葬俗最集中地反映一个民族的文化观念。北方民族的葬俗集中表现他们的生与死的观念，无论是土葬、火葬、天葬、风葬、二次葬、厚葬、殉葬等埋葬仪式，“在它里面，从远古传下来的和与极原始的思维联系着的风俗，与那些为较晚时期的概念所决定的并与这种思维相矛盾的风俗混杂在一起”^［15］。他们认为“人尽管死了，也以某种方式活着”^［16］，“使护死者神灵归乎赤山”，“使死者魂神径至，历险阻，勿令横鬼遮护，达其赤山，然后杀犬马衣物烧之”^［17］。这是一种活人与死人的生命互渗的灵魂转换观念的实际反映。而在这些葬仪中充满着神秘的、巫术的行为。   

　　北方民族的婚俗集中反映着他们的生命观念、生殖观念、家庭观念以及社会关系，保留着原始氏族的族外婚和保持“种性”的收继婚。   

　　北方区域文化包含有草原文化、森林文化、渔猎文化和海洋文化，以及少部分的农业文化，而以草原文化为基本形态，它的一个突出特质是开放性与流动性，这恰恰与中原一带稳定的、保守的农业文化构成鲜明对比。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这种特殊的生活方式使这个民族充满生气，充满活力，不拘一格，豪迈真刚，慷慨豪放，善于吸收异质文化，主动进取，采取攻势；但也因为这种特殊的生活方式，使他们难以形成深厚的文化传统，长时间内没有自己的思想哲人和文化巨人(从匈奴族开始，北方民族相继出现一些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科学家与文学艺术家)，因而当它一旦与中原接触就很容易与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同化力的农业文化相融合，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化史。   

　　上述各点就是我们对北方民族文化基本特征的基本把握。